社会其它相关论文-断裂与弥补——农民工权益保障中的法与政府角色内容提要：作者首先构造了开展农民工权益保障的AGIL模型。并指出，农民工权益要得到切实的保障，离不开其外部环境中四个子系统之间关系的和谐与稳定。法的执行受到诸多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实践中，法的合法性主张与事实有效性之间存在着张力，表现为法的字面条文与社会作用之间的断裂。地方政府及其公职人员在其目标、利益与责任上存在矛盾和冲突。结果是，他们的实际行为与社会角色之间出现断裂。作者建议建立责任政府，政府角色坚决定位于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而非利益的追求者和分享者，保证法律法规的执行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并且，有必要从整顿用工单位的规范生产和运作入手来解决农民工的权益保障问题。关键词：农民工权益保障法政府角色断裂一、导论用“举步维艰”来形容农民工的权益保障问题一点也不为过。就目前而言，农民工权益得不到保证的情况相当普遍。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一些用工单位不仅非法剥夺了农民工依法享有的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在内的各项劳动保险权益，而且不跟农民工签劳动合同，又强制加班，延长劳动时间，还要以各种理由扣留他们的工资和奖金，并且在最为基本的人道关怀方面都做得相当差。还有的工厂和企业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十分普遍。工伤得不到治疗赔偿，单位不给农民工购买社会保险，则是农民工基本权益受侵害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农民工的生活生产条件差，还得不到市民、职工的同等待遇。他们的最低社会保障很有限，甚至根本无保障。这种现象在珠三角地区俯拾皆是。此外，有的企业虽然投入很多资源建立起各种企业条例及其操作程序，却并未体现出对工人劳动权利的真正关心。广东某市劳动局某官员对笔者坦言，尽管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已经颁布了，各区、镇的相应机构也挂牌成立了，但真正落到实处、发挥作用还非常难。这方面的事件和问题太多了，政府往往又人手不够。一个市区劳动局正规编制人员才12到14个，却要给好几十万的农民工提供管理和服务。现在农民工的法律意识比以前强多了，投诉事件越来越多，劳动局都成了第二个“公安局”了。人手不够往往成为劳动部门不能切实地、高效地解决投诉事件的理由和借口。因此，我们称中国的劳动权益保障依旧是个遥不可及的话题，并不是什么毫无根据的危言耸立。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群体虽然数量庞大，但因其合法正当权益普遍性地受到侵害而被公认为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弱势群体。农民工的合法正当权益甚至身心健康都普遍性地受到侵害的现象，还表现出严重化的趋势。无庸置疑，农民工的权益保障问题已极为突出。本文试图在构造一个农民工权益保障外部环---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境的AGIL模型基础之上，对法和地方政府角色的断裂及其机制进行初步的社会学考察，并将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二、农民工权益保障的外部环境：AGIL模型如果我们将农民工的权益要保障看作是一项行动——不管是个体或集体的维权行动还是政府对农民工权益的法制保障——那么，该行动都是在一个具体的环境下（也可视为一个系统下）开展并发挥作用的。效果的好坏，取决于行动的外部环境是否和谐，环境的各部分或行动主体能否协同合作地发挥作用。在这里，我们需要借用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帕森斯提出人类行动的一般原理，即AGIL模型，认为一个功能整体只有满足了四个需求，才能发挥其功能、维持整体的协调与稳定。这四项最基本的需求为：对环境的适应、对目标的实现、将社会整合为一个整体，以及对功能模式的维持。保障农民工权益的外部环境也是一个基础单元的功能整体，其良性运行和发展离不开四个子部分功能的有效运作和动态推进。我们构造并将予以部分讨论的外部环境AGIL模型（见图1），实际上是把农民工的权益保障问题放在了一个多重的“关系”之中来考察。图1：农民工外部环境的AGIL模型农民工权益要得到切实的保障，离不开外部环境四个子系统之间关系的和谐和稳定。权益保障的行动系统的存在和维持都要满足这四部分的互动和功能需求，即用工单位对维权环境的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