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分析工具范式【摘要】在市场经济及法治思想日益成型的现代中国，各种学术观点的争鸣，让我们看到了法治中国的希望。在当代中国，我们所面临的现实而又紧迫的重大课题是如何实现法制现代化？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讨，我们将其称之为法制现代化的范式。【关键词】分析工具范式D920.0A1674－4810（2009）11－0029－01一、范式的基本内涵“范式”的概念是历史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首先提出并用于分析实际问题的。1959年库恩在《必要的张力》一书中首次提到了范式一词，在其随后的《科学发现的历史结构》和《科学革命的结构》两本著作中进一步扩展了范式的含义。库恩认为，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其特殊的内在结构，而体现这种结构的模型即“范式”。范式以一个具体的科学理论为范例，表示一个科学发展阶段的模式，如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之于古代科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之于当代科学。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所谓范式，一般是指某一个历史时期为大多数共同体——法学家共同体、文学家共同体等——成员研究某一问题所遵循的方法、手段、过程、标准等一整套规则及其相应的理论框架和---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逻辑思路。范式中“最深层、最核心的部分是人们所信奉的世界观或共同信念，也有人称为‘形而上学的假定’；其次是人们在一定世界观或信念的支配下所运用的一套研究思路、分析方法或推理规则；最后是人们运用这些思路、方法和规则而获得的各种具体的研究成果，即范式最终要产生一种或多或少自成一体的理论”。［1］二、中国法制现代化范式的归类分析关于法制现代化的范式问题，国内学术界的一些学者借鉴中外有关现代化划分的理论，依据不同的标准，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讨。吕世伦、姚建宗撰写了《略论法制现代化的概念、模式和类型》［2］一文，从法制现代化起源的角度，将法制现代化范式区分为内源的法制现代化和外源的法制现代化。蒋立山在其著作《法律现代化——中国法治道路问题研究》［3］中，鲜明地指出法制现代化的两条道路，即社会演进型的法治道路和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对于借助何种动力来推进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蒋立山先生倡导“政府推进型法治”并对其主张进行了深刻的探讨。而苏力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法治的本土资源的研究，作为本土资源论的主要倡导者，他所主张的法制现代化的实现范式属于“社会推进型法治”。范忠信在其《中国法律现代化的三条道路》［4］一文中，从历史的角度指出：中国法律现代化从1842年开始至今，经历了中华法系改良、全盘西化、全盘苏化等三条道路的生死搏斗。并通过一系列分析指出这三条道路走得都不成功。在此基础上，作者呼吁我们寻找更加理性的第四条道路，即对古今中外一切法制遗产兼容并蓄、博采众长，不存在任何畛域之见，真正走“中西合璧”的法制现代化的道路。另外，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实现范式还有“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的观点。所谓“中体西用”就是以本土资源为本体（理论框架），以吸收、借鉴、转化西方资源为辅，来建构我国的法制现代化。所谓“西体中用”，则是与“中体西用”相反的法制现代化建构范式。---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面对诸多的争论，笔者通过分析、对比、甄别，认为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实质无非是本土资源和法律移植在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定位或角色孰轻孰重的问题。而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法学界对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实现范式存在着法律移植、本土资源这样两种几乎截然不同的观点。我们借用“范式”这一分析工具来轮廓这两大派别：（1）以大多数法学家为代表的法律移植范式。他们在中西法律资源的比较中，主张把西方发达国家的法治理念、制度作为中国法制建设的模本，力图以这样的方式建立可以有效规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制度，亦即充分利用西方发达国家法律资源的理念、价值取向等来践行中国的法制现代化；（2）本土资源范式。在法律移植范式大踏步前进的时候，以朱苏力先生为代表的“法治保守主义”者提供了认识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的不同的视角和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