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视角的近代中国工业化研究摘要：制度、技术、工业化三者之间客观存在着一般性理论关系。制度和技术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变量不仅以独特的方式作用于工业化，而且还可以相互促进形成良性互动合力推动工业化。通过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后和民国初年、南京国民政府这三个代表性阶段的分析，可以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发展与不发展(迟缓)归因于制度和技术。为进一步推进新型工业化，必须坚持不懈地坚持科技进步的制度性促进，完善新型工业化的信息化带动制度，建立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宏观科技管理制度，加快技术进步的人力资源促进制度，推行资源环境生态有偿使用制度。建立现代资源产权制度、现代环境产权制度和现代生态产权制度。关键词：近代工业化；新型工业化：F092.6文献标志码：A：1009-6116(2010)01-0115-07工业化一直是经济学界关心的问题。中国近代工业化发轫于内忧外患的时代，缓慢而又曲折。新中国成立60年来，实现了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历史性跨越。但是，工业化的道路还远未走完，新型工业化还处于推进过程中。历史经验表明，任何单一性因素都不能解释一国的工业化。那么，制度和技术能够对中国近代工业化作出合理的解释吗?制度、技术与工业化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推进新型工业化呢?本文就此进行探讨。一、制度、技术和工业化关系的理论分析技术进步与工业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技术进步作为工业化从而进一步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动因素之一，其重要性随着历史的推移逐渐地被揭示出来并加以强调，其地位也在不断地提升，甚至被认为是第一生产力。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中期，西方主导的经济增长理论是以索罗(R.Solow)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该理论把经济增长的源泉归结为技术进步，但是在理论分析的前提中却把技术进步视为外生的、先天具备的和无法预知的。显然，这一理论对经济长期增长的解释还缺乏说服力。为了充分理解增长的过程，人们需要超越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并建立解释技术进步的模型。于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经济学家罗默(P.Romer)、卢卡斯(R.Lueas)等人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进行反思的基础上，相继发表了研究经济增长的一系列成果，逐步形成了目前西方流行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该理论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把技术进步看作是经济内生的力量，清楚地阐述了由经验性积累和人力资本产生的技术进步所导致的经济增长的过程和机理，认为内生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并且以此说明了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从理论上讲，为了加快工业化的进程，无论怎样大力强化技术进步都是不过分的，但是，决不能只是把技术进步视为工业化的唯一重要的因素，认为只要有了技术进步，工业化就一定会实现。在工业化的推进过程中，制度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影响因素。与技术进步对工业化的单向促进作用不同，制度对工业化的作用是双向的。早期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B.Veblen)就已经开始把制度作为决定或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来处理。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C.North)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在他看来，技术革命只不过是伴随经济增长的一个现象或一个结果，技术进步并不是增长的原因，乃是增长本身。诺斯和托马斯反复强调了制度变迁比技术进步更为优先且更为根本的观点。刘易斯(Lewis，)在分析经济增长源泉时也认为，技术进步是表层原因，而由土地制度、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所激发的技术创新热情才是更为深层次的因素。刘易斯认为，“制度是促进还是限制经济增长，要看它对人们的努力是否加以保护；要看它为专业化的发展提供多少机会和允许有多大的活动自由”。这些结论与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结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如果据此认为，制度是影响工业化最为重要的因素却又有失偏颇。在学术界，曾经有过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