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其它相关论文-执政党理性、公共理性与我国的政治现代化从古典哲学开始,人们就开始对理性的概念、功能与价值进行不懈的探究。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什么是理性以及如何认识与利用理性本身的体认却常常是不理性的。在现代政党政治中,执政党理性的公共化,即执政党要具有公共理性,是一个政党保持先进性和旺盛生命力的必然要求,也是世界经济全球化与执政党自身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一、理性、工具理性与政党理性理性(reason)是社会行为主体(国家、政府、政党、利益集团、个人等)对客体的一种能动的反映,是行为主体认识自然、社会及其协调、整合自然、社会和各种行为主体之间关系的基本的能力。林毓生认为,“理性(reason)是人生而具有的一种能力,一种发现什么是真理的能力,这个能力就是理性”。既然理性是人类的一种认知能力,所以人的理性应该是有限的。哈耶克认为:“人之理性既不能预见未来,亦不可能经由审慎思考而型构出理性自身的未来。人之理性的发展在于不断发现既有的错误。”自马克斯·韦伯以来,人们习惯上把理性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工具理性”是指人们用理性的办法来看用什么样的“工具”来解决现实的问题最有效,以便达到我们预期想望的目的,简单地说,考虑并采用最有效的手段以达到一个目的就是所谓的“工具理性”。社会行为主体,如国家、政党、政府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作为工具理性存在的,即社会行为主体的理性在许多情况下表现为工具理性,它是一种不完全理性,或有限理性。在当今世界盛行政党政治的情况下,政党理性也是工具理性。资产阶级政党总是千方百计地掩盖其作为阶级专政的工具理性,而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公开承认自己理性的有限性,并认为自己是也只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具。从中国特殊的历史、国情和现实特征来看,我国的政治现代化首先应是执政党执政理念、执政方式方法的现代化,即执政党理性的现代化。而执政党理性的现代化,即政党理性的公共化,离不开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现代公共领域的塑造与提升问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执政党如何处理自己与政府、公民社会及人民群众关系的问题,即国家---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的公共权力要不要受到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以及如何监督、批判、制约公共权力的问题。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桥梁和工具。承认政党理性是工具理性本身也是一个政党具有公共理性的表现。在中国共产党理性现代化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最早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理性是工具理性:“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如同人的成长一样,有着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期。我们共产党与资产阶级的政党不一样,我们党的目的就在于促使政党和国家机器的消亡”。以此为基础,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八大”上创造性地提出“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作为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在新的历史时期,江泽民同志继承和发展了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的理论,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的核心价值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性工具。正是基于执政党理性的有限性,胡锦涛同志反复强调,“一个政党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生命力和合法性就是要与时俱进地加强自身建设,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以公共理性克服个体理性的局限。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决策和政府的管理也必须通过公共领域的批判来获得公共理性,从而获得持久的政治合法性,这是现代执政党和政府适应市场经济全球化和自身政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现代民族国家在以工业理性和资本理性为国家公共权力存在和发展的目标取向,以追求财富积聚和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将民主精神和公民参与机制逐步引入到国家政治过程中,公民政治参与与否及其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具有现代公共理性的一个重要指标。二、执政党理性与公共理性“价值理性”是根据人们认为合理的价值与方法努力达成的合理价值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