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治维度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前瞻性摘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为主题，在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全会系统地讨论了法治问题，彰显了前瞻性。在法治维度下，这一前瞻性，既可从我国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又具体地体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部署和要求之中。关键词：依法治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前瞻性：文献标识码：A：1004-1494（2015）02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的历次四中全会多聚焦于党的建设，而2014年10月召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主题则是依法治国，这在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主题落脚于依法治国，系统地讨论了法治的问题，主要包括司法改革、司法公正、宪法诉讼、行政法治、依法治党、民权保障、罪刑法定等诸多重要法治内容，正是这些重要法治内容，彰显出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前瞻性。在法治维度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前瞻性，既可从我国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又具体地体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部署和要求之中。一、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反映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前瞻性从我国法治的历史维度看，从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在这意义上，我国的法制和法治是痛定思痛的选择。我国从以法治国中的治民到依法治国中的治权的变化历程，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历史阶段是我国古代以法治国的人治时代，即治民，“法制”和“法治”在那个时代只是统治阶级的专制工具。笔者在这里必须要指出的两个问题：一是“以法治国”和“依法治国”并不是同一语，两者间虽然只有一字之别，但这一字之别却有着天壤之别。“以法治国”早在我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时代就已有之意，但那只统治阶级治民的工具，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人治”；“依法治国”则是当代中国在法制相对完备的基础上所倡导的一种治国新理念，是从治民时代的人治到治权时代的法治的标志。二是一些人士在解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法治精神中的一些个人主观论点应当予以纠正。“对中国而言，‘法治’是个西方舶来品。……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找不到法治的种子，有的只是法制工具主义这个‘刀把子’”[1]。这一说法并不符合中国历史事实。在中国传统法治文化中，姜太公的祖先伯夷辅佐虞舜，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创立始礼法并用的制度。太公封齐，简礼从俗，法立令行。管仲辅佐齐桓公治齐，强调以法治国，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以法治国的人”[2]。在战国大变革的时代里，法家先贤李悝、吴起、商鞅、乐毅等相继在各国变法，废除了贵族的世袭特权，瓦解了靠血缘纽带维系的周朝贵族政体。在当时法家的法治一个最重要的实践就是秦国的商鞅变法。诚然，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并过度依赖君王个人的能力。法家认为“权制断于君则威”，主张立法权掌握在君王手里，臣下不得行使，这是一种“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的君主极端专制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所以，法家是以法治国而不是依法治国，在那个时代里的法律并不是至高无上的，它只是君王用于维护和巩固统治的工具，与以民主为基础的现代法治有着根本上的区别。但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也有着积极作用的一面，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道德方面的约束还是很强的，特别是其强制性、权威性和人民大众利益等积极因素对现代法制和当代中国法律的诞生都有着很深远的影响[3]。---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第二个历史阶段是“法治”思想在我国近现代人治时代中的坎坷曲折试验。到了近代中国，法治作为人治的替代方式，开始进入“饱经风雨，坎坷曲折”的“试验期”。先是清末的初始主张。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自1840年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为探索强国富民之路，清廷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认为宪政有利于国和民，而不利于官。所以清朝统治者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只是宣布实行“预备立宪”，但仍是举步维艰。后是民国时代的曲折试验。宪法具有最大稳定性的特征，而民国则几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