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正1：《司法党化问题》《东方杂志》，第32卷第10号。一“司法党化”一个新名词出世以后，有些人便色然喜像是得到了奇货一般，有些人却又蹙然忧像是危险世界将要到来露出不可终日的样子，其实都是大惊小怪。在“以党治国”一个大原则统治着的国家，“司法党化”应该试作“家常便饭”。在那里，一切政治制度都应该党化，特别是在训政时期，新社会思想尚待扶植，而旧思想却反动勘虞。如果不把一切政治制度都党化了，便无异自己解除武装，任敌人袭击。何况司法是国家生存之保障，社会秩序之前卫。如果不把它党化了，换言之，如果尚容许旧社会意识偷藏潜伏于自己司法系统当中，那就无异容许敌方遣派的奸细加入自己卫队的营幕里，这是何等一个自杀政策。“司法党化”是不成问题的，所成为问题的就是——如何才叫做“司法党化”。把几个司法系统的高级长官都给党人做了，这可以算是“司法党化”么？或者把一切司法官限制都取消了，凡党员都可以做司法官；把一切法律都取消了，任党员的司法官拿自己的意思武断一切，这可以算是“司法党化”么？现在一般人所以听到“司法党化”四个字便会生出忧喜之情的，恐怕不免由于以上的误解罢。如果照后一种办法算是司法党化，那末试观苏联，一个司法党化的典型国家，在一九二二年以前曾经这样干过了。为什么一九二二年“司法改革”以后，要制定许多严密的法律，要规定民众法院中固定法官之必要的资格，而于人民陪审官也加紧特别夜课之训练呢？如果前一种办法算是司法党化，那末封建余孽正中下怀。他们把大官让你1居正，（1876～1951）字觉生，别号梅川居士，湖北广济人。1905年九月留学日本，先后就读东京法政大学预备部，日本大学本科法律部，加入同盟会，献身革命工作。先是负责共进会组织章程之草拟，1907年赴新加坡，加入中兴日报与保皇党之总汇报之笔战，旋往仰光主持光华日报，并建立同盟会仰光支部。1909年归国，运动倡议，迭遭挫败。武昌起义后，任军政府秘书，并奔走于沪宁间。商讨组织中央临时政府事宜。南京政府成立，任内务部次长，并代理部务。民国二年，被选为国会议员；二次革命时，起兵于烟台，失败后亡命日本。民六以后，南下护法，旋任总统府参军。民国十三年，国民党一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从中华革命党到国民党改组十年间，一直是中山先生最重要的助手之一。十四年十二月，在北京西山总理灵前，参加分共会议，并主持上海中央党部，为国民党反共之前驱。十五年复被选为沪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十六年宁汉合作，复任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后来投身反对南京的活动，十八年冬，在上海丰林桥越界遇险，为军方拘禁，嗣解京师，直至九一八事变后才获得自由。二十年任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二十四年任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司法院院长，旋兼司法行政部部长。二十五年辞司法行政部兼职，由王用宾继任。在十六年半司法院院长任职期间，试图将中华民国纳入法制轨道，于司法威信之树立与法权之恢复，颇多贡献。居正并参与竞选行宪后第一任总统，一度且有组阁之机会。居正还在军事、外交、教育方面颇多贡献。如在教育方面，他于民国二十五年兼任朝阳学院董事长凡十年，抗战末期还一度兼任院长。?民国三十八年去台，以建设复兴人才需才孔亟，督令其子婿兴办淡江英专，自任董事长，后扩建为淡江文理学院，改制为淡江大学，为台湾最早私立大学奠基。晚年静居阳明山，莳花著述。平生推崇石达开。在任国会议员时，与田桐均以激烈著称，所谓一言即燥、再言即跳，三言即闹之人。他无官僚习气，待人接物，和蔼可亲。重要著作有《梅川谱偈》、《梅川日记》、《辛亥箚记》、《禅悦集》等。（参考贾逸君编：《中华民国名人传》，北平文化书社1937年，第58～59页；陈三井、居蜜合编：《居正先生全集》，“编者序”，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们做，自己却躲在下层干部里面借尸还魂，自不难把一切封建意识复活于种种裁判之上。这样不是我们革封建社会之命，却是封建残余革我们之命了。依我们的见解，司法党化必须包含以下两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