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教育实践考察及反思李俊奎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教育实践，在教育资源、人才、规模等方面，极为落后和匮乏，但是也最具本土性和创造性，其间产生的有关教育的一系列理念和实践，对新中国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1949年后中国教育的性质和面貌，并由此影响了几代人的思维方式、知识结构和行为选择。一、以意识形态改造为重点的知识分子教育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强烈意识形态追求的革命党，抗战胜利后获得合法地位，亟需扩大自己的力量，尤其是争取知识分子参加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和革命的行列。对干部进行政治和思想教育在瑞金时期就形成了传统，到达陕北后，原先的一些干部学校相继恢复，但成员基本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干部，“七七”事变后，大批知识分子涌入延安，扩大干部教育的范围就成了当务之急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延安，是一个典型的革命社会，也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并充满着意识形态符号的地理空间。和当时世俗化的大都市相比，延安提供了一个革命理想主义者的所有迷人的魅力，那儿有革命、激情、青春、战斗，还有集体主义、理想主义、斯巴达式的律己主义。延安就是这样一个近在眼前、触手可及的“太阳城”，许多青年相信，在这个“中国的西北角”，人与人的关系建立在以革命为中心的平等的基础上，而“我们的革命队伍”就是一个充满革命同志之爱的共同体。很多的青年知识分子一下涌入延安，虽然都是革命青年，但他们离革命的要求尚有很大的距离，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虽然可贵，但在那个艰苦的环境中，这种热情能否持久下去，还是一个问题，所以办学校成为一个很好的选择。在这种革命的学校中，不仅可以对青年进行思想教育，使之符合革命的要求，而且可以把这些人数众多的青年安置下来。1937年到1940年，在延安和其他根据地是思想领域的一个过渡时期，是从江西时期到典范性的延安时期的过渡。这个时期，在延安的思想空间里存在着多样性：一种是“五四”的话语，包括“五四”以后的启蒙主义、平民主义；第二种是苏联式马克思主义话语，包括从江西时期延续下来的布尔什维克传统；第三个就是毛泽东的新话语，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三种甚至更多的话语在延安重合，有讨论，有争辩，有融合，在革命的框架下出现了一种生动活泼的气氛，主题就是革命航战和共产主义。知识青年在这儿学习和工作，期待着未来，期待着一个新的理想社会。延安的知识分子渴望成为以革命为唯一志业的“有机化知识分子”，这使得他们成为毛泽东话语的最热情的听众。“五四”遗产的一部分：爱国主义、平民主义、劳工神圣、社会改造等等，与毛泽东的新话语有着精神上的密切的联系性，革命、改造、斗争、爱国主义，这些都和延安知识分子相一致。但是，延安知识分子和毛泽东的新话语也有相抵悟的一面：“五四”遗产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社会批评、知识分子的“启蒙”作用又与革命的“一元化”的要求以及“工农至上”的“新文化”存在着矛盾。一些延安知识分子看不惯农民的“原始狡猾的性格”，也有知识分子以理想化的革命道德标准来批评现实中的不完美现象，于是有了丁玲的((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等针吸时弊的作品，从而使他们迅速成为党的思想斗争的对象。因此，延安时期知识分子教育的主题是学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这一教育系统在延安时期的三大教育系统中占有最重要的地，它和社会教育系统及一般国民教育系统有着巨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接受教育的多数人已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也是共产党员，他们在根据地的各类学校不是学习一般的文化知识，而是接受思想训练和思想改造；接受教育的人是“公家人”，没有私人财产，在革命队伍中过着集体主义的“供给制”的生活。在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了一个新的革命话语系统，它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结合了起来。毛泽东的有关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新论述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自我定位为社会的中心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