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购买社会公共服务之法律规制研究蔡金荣（杭州行政学院，浙江杭州310024）【摘要】政府向社会购买原本由其直接生产的公共服务涉及到对公权力性质的认识及其重新配置，对此两大法系根据自身的传统各自作出了相应的理论探索，这些探索为解决中国问题提供了借鉴，但本身并不能直接解决中国问题。就我国政府购买社会公共服务实践而言，需要证成其在本土行政法学理论上的可行性和相对的边界，需要在行政法制度层面上为其寻求运作支撑，更需要从程序、救济等各方面予以精致地设计，确保其公共性和有效性，最终实现其更好地服务社会之初衷。【关键词】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行政法【】D035；C922.181【文献标识码】A【】1009-4997（2011）01-0048-07收稿日期：2010－12－30作者简介：蔡金荣（1980-），男，江苏盐城人，杭州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行政法。基金项目：本文系笔者主持承担的浙江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课题“法学视阈中的政府购买社会公共服务研究”及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常规课题“法学视阈中政府购买社会公共服务研究”之最终成果。一、命题的提出及法律问题行政法上“行政”的概念导源于近代三权分立的宪政理念，而其具体定位则是极具动态特征的行政法学研究的恒久主题。在20世纪前，由于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国家因此试图全面接管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导致国家垄断行政的局面，进而传统的行政法学对“行政”的定位只能是国家行政。然而，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做法总是不明智的，实践表明，一味地依仗政府同样是存在风险的，政府也并非万能的，“政府失灵”就是简单地靠政府来解决“市场失灵”的必然宿命。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场以重新审视政府与市场关系为起点、以部分公共管理社会化和放松管制为主要特征、以治理和善治为目标的公共行政改革在全球范围内悄然兴起这场方兴未艾的改革旨在并逐步实现政府与市场的分离，而为了消除政府与市场之间简单的“此消彼长”的“零和关系”，需要在政府与市场之间逐渐形成一个“中介层面”，通过这一“中介层面”，实现政府与市场的互动。这个“中介层面”打破了国家垄断行政的局面，承担了政府过去的部分职能，从而使社会行政登堂入室进入行政法学的研究范围，进而社会行政与国家行政共同构成的公共行政成为现代行政法学对“行政”的新定位。现代行政的公共性定位决定了现代行政的功能，其已经不仅仅是单方的权力宣示，更大程度上如福斯多夫在《当成是服务主体的行政》一文中所指出的，是为人民提供“生存照顾”，即社会公共服务。“行政是一种服务活动，不是为自己创造物品或给付，而是借助现成的手段提供产品或者给付。”[1](P25)当今社会，大多行政活动本身都可以解读出服务供给这一实质特征，治安维持、交通管制等传统的干预行政活动和公共扶助、公共设施社会保障等授益行政活动一样可以被视作为公众生活提供服务，因为前者是为了防止社会成员生命、自由和财产等权利遭受侵害而实施的服务举措。因此，服务行政某种程度上就是现代公共行政的同义语，进而向社会成员提供量足质优的公共服务成为现代政府的核心工作目标。而国家行政、社会行政以及市场之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而是随着社会的发---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展而不断地进行着动态调整。其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原先由国家行政主体直接生产并供给社会公众的部分公共服务转而由国家行政主体向生产该公共服务的社会行政主体甚至是市场主体购买后再向社会公众提供。该做法具有极大地降低行政成本，显著地提高行政效率的独特优势，因为其核心是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一方面打破了政府垄断公共服务提供的传统，改变了以往每增加新的公共服务任务时，就单纯地要求增加机构、扩充编制、追加预算的做法，而实践表明这只能使政府机构益发臃肿，财政负担日趋沉重；相反，政府购买公共模式体现了政府成本观念和竞争意识的增强，通过选择政府之外的主体来完成比政府自身来得更充足更优质的公共服务供给任务，同时还可以使政府适当地从部分公共任务中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