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国焘回忆录看中共党史张国焘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多年担任党和红军的重要领导工作，其在革命史上的地位需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由于长征途中与毛泽东等人的分歧，由于他于1938年叛党，所以他一直被冠为“分裂主义”、“军阀主义”的代表。与他长期共事的徐向前元帅对他的评价是：“这人不是没有能力，但品质不好。”张的《我的回忆》是国内流传较广的“反面人物”的回忆录，1980、1981年由现代史料编刊社内部印行，后又由东方出版社出版，说明其真实性是受到一定重视的。1国际、苏俄和中国1921年初，共产国际伊尔库次克局的代表威金斯基受命来华推动共产党的建立，在与李大钊、张国焘的会谈中，特别介绍了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的关系。在他看来，苏联政府不得不与各国政府建立外交和通商关系，而共产国际却是另外一回事，是由各国共产党共同组织起来的世界革命的大本营，……拿中俄关系为例，苏俄政府的外交对象是北京政府，它有必要和北京建立关系，不过这并不表示苏俄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所不喜欢的北京政府。至于共产国际要联络的对象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苏俄政府自然不能干预，而共产国际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上，当然予以支持。……俄国共产党不过是共产国际的一员……不过俄共在各兄弟党中，因为是革命获得胜利的唯一的一个，它的领袖列宁与托洛茨基又都具有极高的国际声望，所以它在共产国际具有领导党的地位。（张国焘，1980A：119─120）当时除北京政府外，还有一个以广州为中心、以孙中山为领袖的国民革命政府。1921年，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书记索洛科夫·斯特拉霍夫指出：“广州政府可能被我们用作进行东方民族革命的工具，这场革命最终会把中国抛向协约国敌人的阵营。”因此“必须同广州政府尽快建立联系”。1922年7月，越飞任苏俄政府驻华特使，“作为苏俄政府驻北京的代表，越飞积极贯彻苏俄政府的外交意图。要保证苏俄在远东国家的利益，首先必须实现苏中关系正常化。而当时的北京政府对苏俄完全采取敌视的态度，因此共产国际苏俄便决定利用相互对抗的军事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建立某种联盟，进而形成一个对苏俄友好的政府。”1922年4月以后，北京政权落入直系军阀手中，越飞转而促进孙中山与吴佩孚的合作以建立新的中央政府，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也与吴进行了联系，而吴一度也对中共示好，以至于京汉铁路的工人运动一度蓬勃起来。但不到半年，吴佩孚表现出与原北京政府一样的立场。越飞不得不建议苏俄政府以孙中山为主要合作对象。苏俄与北京政府（包括后来的吴佩孚）的建交谈判之所以没有成功，原因是中国方面不愿在蒙古、中东路问题上作出让步，而苏俄也不没有认真履行两次对华宣言中作出的---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承诺。越飞在华期间，感受到中国人民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强烈情绪，向苏俄政府建议在蒙古和中东路问题上作出让步，放弃帝国主义的做法，以使苏俄的对华目标能够较易实现。越飞务实的、对中国相对友好的意见受到托洛斯基和斯大林的严辞拒绝。当孙中山答应了苏俄的条件后，他成为苏俄政府全力支持的对象。国共合作也就顺理成章。从20年代到30年代，苏共党内斗争频仍，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也不一致，带到中国的莫斯科指令也就前后矛盾。但总的规律是由“世界革命利益中心”演变为“苏联利益中心”，共产国际越来越受苏联政府的外交部政策的制约；而苏联的对华政策，自始至终即具民族利已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它的所谓支持和援助，总是和干涉、控制、利用联系在一起。斯大林“通过大量杀害共产国际领导人和东欧国家共产党领导人，波兰、德国、匈牙利、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意大利、英国、法国、比利时、西班牙、芬兰、荷兰、土耳其等国共产党在在苏联的大批干部，几乎都被杀害。相反，那些被本国政府逮捕关押的共产党人大都活了下来。”（杨奎松，2001：384）不能因此说斯大林仇恨共产党人，其残忍行径的理由只能是出于苏联利益的考虑。斯大林对此并不讳言。1927年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他就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