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全球品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立法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经过各方面的不懈努力，截至2011年2月底，我国已制定现行宪法和有效法律共239件、行政法规700多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当我们把抽象的法律和具体的国家法律制度相联系的时候，它和国家的性质、本性是连在一起的。这个生长并根植于改革开放时代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法律体系，体现出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诸如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实际需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紧密结合，在法律体系的构建上，其它国家相比，尤其是和前苏联相比，我们有着很大的不同等等。但是，在强调法律体系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国特色”特征的同时，我们也一定不能忽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作为一个法律体系固有的“一般属性”或者说作为现代法律体系应有的“全球品质”。在法学界，有相当一部分从事法律移植研究的专家学者，他们在承认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法律各有其特殊性的前提下，侧重强调了世界法律文明中存在着某些共同的、普遍适用的法律规则、原则和精神。如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经过深入的研究认为，法具有“普遍精神”，这种“普遍精神”于各国的法制史实及各国文化价值的互相观摩效仿、取长补短。于是，法律移植论者认为法律具有普适性或者共通性。所谓法律的普适性即是指作为人类文明印证的法律所秉承的共通的法理念，包括平等、自由、秩序、利益、正义等。这些共通的法律要素能够为国际社会所认同，并且体现在世界各国的法律制度及其实践中；这些共通的法律要素不仅是具体的、历史的、个体化的，而且更是抽象的、普遍的。法律之所以具有普适性，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人们虽然生活于不同的国度或地区，但却具有人之为人的诸多共同属性与特质。当今的生理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诸多实证性学科的研究表明，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中的人们在认知能力、理解能力、思维能力等方面具有基本相近的特征和规律。与此同时，人类又面临着生存与发展方面的，譬如环境、安全等诸多共同问题。这样，不同国家或民族所创造的法律文明之间不可避免地具有共同性或相通性，可以彼此汲取和移植。不妨试举一例，就民法而言，“民法作为法治的基本法，其普适性、通约性难以否认；两大法系民法在内容上的差异远远少于其共性，在价值层面没有什么差异，不同法律文化传统的民法并无实质性的对抗性质。因为人的生存需求是相近的。在这种规律支配下，不同法律文化的融合便具有了可能性。”“法治现代化理论”认为，近代以来，世界发达国家所走的现代化道路属于“先发内生现代化”的类型，所谓“先发内生”是---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指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处于领先地位，内部促进力是其主导发展动力；世界发展中国家所走的现代化道路属于“后发外生现代化”的类型，所谓“后发外生”是指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处于落后地位，外部驱动力是其主导发展动力。与主导作用相对应的是辅助作用，当内部促进力起主导作用时，外部驱动力起辅助作用；当外部驱动力起主导作用时，内部促进力起辅助作用。与西方国家“先发内源型”所不同，中国是“后发外生型”（公丕祥）现代化模式，无法回避西方法治的模式和经验。走在现代化前列的西方国家创造了一整套现代法律制度，因此为我们提供了可移植的比较成熟的法律制度。因为“世界各国的法制现代化都必定要包含的市场经济、民法、民法观念（自由、平等、权利神圣）三大要素，它们是由西方民族率先确立的，是西方人民奉献给整个人类的文明成果。所以，后起的现代化国家和民，法制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为移植西方法律也应势所必然。”纵观百年余来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我们的法制建设几乎处处可见其“全球品质”的印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