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重污染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法律保障研究摘要：近几年的环境监测数据表明，京津冀区域的各项环境污染指标远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在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排名最后10位的城市中，京津冀区域的13个城市基本上要占据6个～8个席位。京津冀区域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现状，要求京津冀三省市在环境治理方面必须通力合作，通过协同治理使该地区的环境质量取得根本性改善。京津冀区域环境协同治理也面临着许多制约因素，如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目标的偏好不同、区域内环境治理的法律规范不统一、环境监管分别执法、环境协同治理缺乏制度性保障等。为了使京津冀区域环境协同治理达到预期目标，应着力统一区域内环境治理规范，建立区域内环境信息共享机制和环境监管联合执法机制，完善区域内生态环境补偿制度并明确地方政府的责任。关键词：京津冀区域；重污染；协同治理；制约因素；制度保障：D912.6文献标识码：A：1008-7168（2017）06-0079-08十九大报告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我们必须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未来15年要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同时要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因此，环境治理活动也必须纳入国家的法律框架，实现有法可依。京津冀区域已经成为我国环境污染的重灾区，必须下大力气治理，而地方政府间相互协作、联合治理是解决区域环境污染问题所必须的，在这方面要取得实效离不开持续的制度支持和法律保障。一、区域环境污染治理立法的研究动态（一）国外相关研究动态美国和欧洲的主要国家在“二战”后恢复经济的使命推动工业化生产迅速发展，但伴随而来的是对环境的日益污染与破坏，并在20世纪5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环境的不断恶化促使这些国家开始了力度空前的污染治理及相关立法活动，在这一方面的学术研究成果也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20世纪60年代后期，国外学者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研究达到了高潮。例如，西德尼?埃德曼（SidneyEdelman）探讨了如何通过制度构建来鼓励商业力量积极参与环境污染治理，以助力政府消除州际和州内的大气和水污染问题[1]。多哥?海德尔（DougHaydel）研究了圣弗朗西斯科海湾地区的大气和水污染区域控制问题，认为政府应提供新的措施和立法来控制大气和水污染以及废物处置，并指出应采取协调性的、综合性的和目的多样性的措施和制度来规制区域性的废物收集、处置和再利用以保护和改善环境质量[2]。埃里克?J?卡塞尔（EricJ.Cassell）研究了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及由此产生的对污染防控制度的影响，指出空气污染本身及其对健康的影响具有多样性，因而单一化的防控措施或制度不能有效解决环境污染问题[3]。埃德蒙?S?马斯奇（EdmundS.Muskie）论述了联邦政府在污染控制方面的作用，认为联邦政府在环境污染治理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也要顺应时势不断调整其指导原则和治理制度。20世纪90年代，国外学者开始注重从内、外因的角度来研究环境污染治理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和制度安排[4]。艾琳?高纳（EileenGauna）深入研究了非达标区域环境污染的主要形成，指出应通过科技创新和制度完善来平衡经济发展和获得清洁环境两个相冲突的目标[5]。亨利?N?巴特勒（HenryN.Butler）和乔纳森?R?梅西（JonathanR.---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Macey）通过实际案例深入分析了外部因素对环境治理规则的影响，指出应从与特定环境状况和联邦政府的关注问题相适应的角度重新分配环境治理权。近年来，国外学者更加关注环境污染及其治理全球化问题的研究[6]。例如，约阿希姆?科赫（Hans-JoachimKoch）和克里斯汀?米尔克（ChristinMielke）研究了环境污染治理立法的全球化趋势，指出日益紧迫的全球化环境威胁对国际共同体构成了严峻挑战，因而要求全球共同加强立法加以应对[7]。（二）国内相关研究动态面对我国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我国法学学者和其他相关学科的学者都对环境污染治理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在这一研究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与区域环境污染治理关联度较为密切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