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共亡党看党的权力结构建设文墨2010301000008摘要：社会形态的变化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社会制度的演变是由权力结构发展程度决定的，权力结构是社会存在的基本形态，是社会制度的最具实质内容和最核心标志。国家社会治理的好坏，首先取决于权力结构是否科学分解，合理配置；其次，取决于选任用而你体制能够把最优秀的人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上；再次取决于顶层设计的客观性民主性以及先试点后推广的改革践行途径。关键词：议行监合一等级授职制四大考验四大危险议行分开等腰三角形权力结构1917年11月7日，随着“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的一声炮响，仅有30多万党员的俄共夺取了政权，开启了世界政治的新格局，社会主义阵营由此形成并逐渐壮大。正是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91年8月25日，苏共中央书记处发表声明，宣布接受戈尔巴乔夫关于苏共中央自动解散的决定。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正式宣布辞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历史宣告终结。曾经作为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的苏共，在执政74年之后，竟然被时任苏共总书记一个仓皇做出的建议就解散了；曾宣称要埋葬帝国主义并与美国分治世界近半个世纪的超级大国苏联，居然被世人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一个临时动议的电视讲话就解体了！“方其盛也，举天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盛极一时，由盛转衰，苏共执政74年的经历，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一、苏共亡党的两大根本性原因1、始终坚持“权力过分集中”的“议行监合一”权力机构。无产阶级第一次执掌局部政权的巴黎公社，在战时状态下，在缺乏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仓促创建了“议行合一”权力机构，把决策权与执行权集中到公社委员手中，实行决策机关与执行机关合一。马克思对巴黎公社评价：“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营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领导的俄共在当时的背景之下再现了---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此种国家类型，初创了苏俄“议行合一”的权力机构，同样集决策权与执行权于俄共，继续进行着公社的事业。在执政的实践之中，又深感到“议行合一”这种集决策权与执行权于一身的巴黎公社类型权力结构与生产力发展需求、与治国执政环境和使命、与人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的不相适应性，存在着导致苏维埃政权“政治期票”到期的危险。于是他适时地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换到新经济政策，与之相对应，倡导党内权力结构改革，推进权力的分解和异性监督权的配置，尤其是在晚年设计了社会主义执政党第一张“议行监分开”的等腰三角形权力机构，即决策权产生和统驭两个相平行的权力——执行权与监督权。但是在列宁之后，斯大林及其后的一代代领导者，终止和抛弃了列宁对苏联权力结构的顶层设计与根本改革。将决策权过于集中，将异体监督权矮化为同体监督权，把监督权纳入党内执行机关主要是“一把手”的领导之下。将列宁初创但已否定的“议行合一”权力结构演化为“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模式，形成苏联党和国家长期固守的领导制度模式和以牺牲人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历史证明，“议行监合一”的权力机构有四大内生性硬伤：其一，“权力过分集中”，结构成为“总病根”。“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模式，只有简单的工作分工，没有机构的权力分工，高度集中一切权力，强力整合一切资源。在横向上，党与国家的权力、党政军权力、党与司法机关权力、党与社会组织和群众团体权力都集中在“一元化”领导的党委，集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于一身；在纵向上，基层、下机的权利过分集中在上级和中央领导机关；在个人与组织关系上，权力过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直接导致了权力垄断腐败其二，权力加速集中于个人，“一把手”成为总症结。“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管理过分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集中于书记。党的一元化领导，又演变成了个人领导，产生大大小小的土皇帝和独立王国。从中央到地方，权力完全集中在个人，个人凌驾在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了个人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