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习近平必须以强硬姿态反腐？随着副国级的苏荣和身份微妙的令政策近期相继落马，江西、山西等省的腐败堡垒相继被攻破，此轮大规模反腐渐入“高潮”，同时提升了人们对反腐的预期。可以说，时至今日，已经少有人怀疑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反腐决心了。自邓小平以来，中共领导人对于“腐败亡党亡国”的论述不绝于耳，但真正把它上升到“亡党亡国”高度，从而将反腐作为一种战略，而非仅仅一种策略的，可能只有习近平。那么，习近平为什么要用这种霹雳手段强硬推进反腐？按照一般定义，腐败是对公权力的滥用，并因此损害国家或公众利益的行为。贪腐只是其中最为人所痛恨的一种。中国目前的腐败，除了具备腐败发生的一般特点外，也与中国处于社会转型这一特定历史阶段有关。在这个大转型、大变动时期，思想的混乱、道德的沉沦、纪律的松弛、信仰的消失、制度的虚无使得人们一切向权力和金钱看齐，金钱是社会真实的拜物教。每个人都用自己手中拥有的各种资源，包括权力、知识、关系、美色等交换金钱，从而形成了一个全民腐败的环境。官员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和实际主宰者，其拥有的各种资源比一般人要多得多，因此，在制度缺失和监督匮乏的情况下，也就非常容易把手中掌握的权力和资源变现为金钱。媒体曾以120个省部级腐败高官为样本，指出高官贪腐行为契合时代经济特征，与市场经济共生共长，呈多发趋势，并在此过程中进化为复杂的高级形态。何况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理论界还有一部分人鼓吹“腐败有理”或“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等论调，为官员的腐败扫清理论的障碍，使得官员腐败起来也“理直气壮”。这样的客观环境造就了亘古未有的惊人腐败——动辄一个小小的科长，贪腐金额就能达几千万甚至上亿；在一个副局级官员的家里，竟然搜出现金上亿。所谓乱世当用重典，不用重拳无疑已不足以遏制这股祸乱全社会的腐败势头。而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过程来看，包括美国在内，腐败的大量滋生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都曾出现过的现象。就此而言，中国的腐败似乎合乎历史发展的规律，可称之为转型腐败。然而，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党执政的国家，腐败带来的危害直接针对执政党、侵蚀执政党的权力基础。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分析西方中世纪教会的腐败时就曾指出：这种腐败决不是偶然的、如一些人所说是单纯滥用权力的结果，因此只要遏制了某些人的私欲即可将其消除；相反，这不仅是一种源于制度原因而必然的、根深蒂固的腐败，而且是一种不断地向一切空间弥漫的死症，它注定到处孳生出权力欲、放纵淫欲、种种野蛮和卑鄙的腐败情形、伪善和欺骗。黑格尔所讲的实际就是一种腐败的扩散效应。当贪腐成为一种文化，一种社会普遍认同的心理，它就会像癌症一样散发、蔓延，多数人对腐败的态度会由开始的“深恶痛绝”转变为“习以为常”，只要---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不触及个人利益就听之任之，甚至抱着“改变不了环境就适应环境的心理”。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腐败被淡化、被认同、被怂恿、被放纵，成为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全面侵入社会的肌体。目前的中国就是如此，这也是当前腐败现象的可怕之处。腐败对社会造成的危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腐败导致财富转移到少数人手中，加剧社会经济的不平等，使得公众对社会不公正现象的认识迅速提高，容忍度降低；其次，腐败还会降低经济增长的质量，因为腐败把资源配置在不该配置的地方，从而造成经济扭曲、资源浪费和效率损失；第三，腐败的失控将破坏关键的治理制度，腐败对环境、公共卫生、教育、司法等关键性公共机构的信誉与士气的损害是难以估量的。例如，高校作为教书育人的地方，它本来应该为社会和民族培养健康的心灵和独立的人格与心智，而大面积的腐败损害的就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和希望；医院作为治病救人的地方，腐败损害的就是社会健康的肌体；环境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未来生存的物质基础，腐败损害的就是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土壤；司法公正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腐败损害的是社会正义的根基。而上述种种，本来是支撑一个政权、一个国家发展的根基。从历史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