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行政法学研究重点的调整与展开摘要：新时期行政法学研究重点要调整：从重视研究权力规范转向重视研究社会规范；从着重研究程序法转向着重研究实体法；从注重研究普通法转向注重研究部门法。重视研究社会规范，要关注行政权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要关注行政相对人的合作；要关注秩序行政。着重研究实体法，要关注行政的可接受性；要关注行政主体的主动性；要关注行政方式的多样性：注重研究部门法，要解决行政法实际问题，追求综合效益；要关注部门法体系建设；要关注部门法之间的协调。关键词：行政法学；实体法；部门法：DF0―59文献标识码：A：1000―2529(2010)01―0063―34一、引言随着“改革开放”和“依法治国”的稳步推进，中国行政法学研究走过了辉煌发展的30年。这相对于百年世界行政法学研究而言是短暂的，但它的成果是令人振奋和自豪的。在这一时期，我们基本完成了基础理论和基础立法的研究任务，基本跟上了本学科发展的世界潮流。站在历史发展的新阶段，聆听着“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法治政府”的清脆号角，感受着“福利行政法”的世界脉动，我国行政法学研究需要有所调整。为此，我们认为要从社会规范、实体法、部门法这三个点入手，举学界全力加强研究。社会规范、实体法、部门法是不同层面、不同基准下的三个概念，不是同一分类标准下的同组概念。社会规范有多重意义，此处是“规范社会”的名词化，与规范权力，即“权力规范”相对。实体法是与程序法相对应的范畴，此处程序法取狭义或传统意义――诉讼法或救济法。部门法，又称特别法，与普通法或一般法相对，指一个法科下的各个领域或分支。就行政法而言，其部门法有公安行政法、城市规划法、广播电视(行政)法等。社会规范、实体法、部门法三者因为不是同一标准下的分类，因此它们有时会出现重合。之所以确立这样的三个重点，直接原因在于以前的研究或多或少地存在轻视部门法研究，实体法研究和社会规范研究不够充足，而新的现实在这三个方面都提出了更高、更迫切的要求。通过倡导这三个重点，希望能在行政法学研究中营造一种更为务实的学术氛围，实现本学科研究对象的轻微转向，进而让自己的研究更能直接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二、从重视研究权力规范转向重视研究社会规范一直以来，我国的公法研究都沉浸于“权力制约”这一经典论域。在此之下，“控权”、“规范行政权”、“有限政府”成为行政法学著书立说的流行语或潜台词；“控权沦”在行政法学理论基础讨论中获得很多学者的支持；行政救济往往成为大小论文的“压轴好戏”。出现这种注重研究权力规范的状况有其自身的缘由：权利保障是法律的主旨，而权利最易受到来自权力的侵害；“官压民”、腐败丛生凸现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的必要。所---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以，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也正是权力规范研究的相对充分，我国反腐败斗争才取得了重大胜利，人权状况才有了长足的进步，大部分重要的基础性行政法(如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程序法等)才得以出台或者将要出台。在有了这些基础性行政法研究后，谈“重视研究社会规范”才能为人们所接受。重视研究社会规范，要关注行政权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行政权作为国家三大权力之一，其存在的必要性，就如国家存在的必要性一样不言而喻。“在一个法律的社会状态能够公开建立之前，单独的个人、民族和国家绝对不可能是安全的、不受他人暴力侵犯的……我们首先必须承认的就是这样一项原则：必须离开自然状态，并和所有那些不可避免要相互来往的人组成一个政治共同体，大家共同服从由公共强制性法律所规定的外部限制”(康德语)。这个外部限制就是行政权重要职责所在。行政权的存在，增强了人们与自然抗争的能力；捍卫了国家、民族的独立与安全；维护了社会稳定与发展；保障了公民的生存与发展、自由与权利。德国思想家康德甚至主张国家拥有无限的权力，国家的全能状态不会排除个人自由权。此观点虽然对国家权力尤其是行政权与公民权利的对立面有所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