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三步走发展战略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一一“异端”写进十二届三中全会文件从1978年算起，我们党为打破“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这个“金科玉律”，曲折探索了14年直到1992年十四大才最终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这个过程中，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我国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定位和表述，是实现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重要的过渡环节。早在1978年7〜9月间的国务院务虚会上，孙冶方、薛暮桥等经济学家就批评了要求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左”倾观点，提出应更多地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1979年2月22日，李先念在听取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汇报时说，他同陈云谈过计划与市场的问题。陈云同意“在计划经济的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为补充。市场经济是个补充，不是小补充，而是大补充”。。3月，陈云写出《计划与市场问题》研究提纲，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必须有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的观点。据此，4月，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在我们的整个国民经济中，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总裁吉布尼等人时，也谈到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问题。此时，也有学者明确主张，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应---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该定性为“商品经济"，经济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市场取向。1980年9月，由薛暮桥等人执笔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但这个观点很快受到批判。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只能是计划经济。……把社会主义经济降格为'商品经济'，当然只能是一种历史上的倒退。”在此情况下，1982年党的十二大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没能取得新的进展，只是重申和正式肯定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出，对于打破长期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是一大进步，成为指导初期改革的理论依据。但是它仍然强调计划经济，因此也有局限性。十二大以后，随着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入，政界和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只有突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框框，大胆推进国民经济总体性的市场化改革，才是中国改革的希望和出路所在，因此提出要为“商品经济”恢复名誉。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1984年9月9日，国务院总理给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四位常委写信，提出“'计划第一，价值规律第二'这一表述不确切，今后不宜继续沿用”，“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9月11日和130,邓小平、陈云分别批示同意。这样，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郑重宣布：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从而为“商品经济”“平了反”。12下一页对于十二届三中全会的突破，邓小平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这个文件，我没有写一个字，没有改一个字，但确实很好。”“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的提出，搭起了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桥梁”。三年后，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提出“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这个表述离确认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只隔一层纸了。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一一中国的社会主义“事实上不够格”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自马克思以来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然而，不管是苏联还是我们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