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所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特色的性格李维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通过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再阐释而实现的。这种阐释，如果不是一种本本主义的照抄照搬，而是一种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深入解读，那么就往往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本含义的说明，而且还要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某种新的内容。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阐释本身也就是一种创造。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这种创造性的阐释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是十分重要的。李达就是这样一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再阐释再创造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20世纪的近半个世纪中，他通过自己的再阐释再创造，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中国特色的性格。今值他长期担任校长的武汉大学110周年华诞，也正值他所参与开启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进入新的世纪，面临新的发展。追思先哲，展望未来，感慨万千！谨以此文作为对这位老校长和哲学前辈的一个纪念，以期在新世纪中承继他的思想资源，推进他的未竟事业。一、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论”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曾提出不同的看法。在首先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陈独秀那里，由于对马克思主义文献了解的限制，他们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唯物史观并从科学意义上来理解唯物史观，认为唯物史观是具有实证性的历史哲学（李的看法）或社会科学（陈的看法），是认识和改造中国的最正确的科学方法，而不包括形而上学的内容。在科学与玄学论战中，陈独秀就曾明确指出：唯物史观“不是指本体论宇宙论的玄学，即所谓形而上的哲学”[1]。20年代中期，瞿秋白开始在中国传播辩证唯物主义，首先提出哲学最根本的任务不只是思考社会历史，更在于“求宇宙根底”，即形成“一整个儿的宇宙观”[2]，从而力主从宇宙观意义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研究宇宙观的形式率先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研究。但瞿秋白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宇宙观，带有强烈的自然本体论倾向和科学化实证化特征。他主张用现代自然科学成果去证明哲学的本体，提出：“归根到底，‘存在’的根---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本，始终是电子组成的物质”[3]，忽视了人的活动、实践的意义。这实际上是把科学与哲学杂糅在一起，难以深入说明本体论问题。至30年代，李达、艾思奇吸取当时苏联等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文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作了深入的探讨，凸显了实践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意义和位置。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一书中，把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划分为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三部分。在这三部分中本体论是最根本的；同时本体论又与认识论、方法论相联系。他强调，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与以往的唯物主义之根本不同，在于看重实践对认识、理论的决定作用，“实践是辩证法唯物论的理论之核心”[4]。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一书中，则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规定为“实践的唯物论”[5]。在中国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述中，用“实践的唯物论”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李达是开先河者。“实践的唯物论”之提出，不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加了一个新的称谓，而实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作了新的阐释。李达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为“实践的唯物论”，首先就在于“唯物辩证法是唯一的科学的世界观”[6]，而这个世界观是以实践为其基石的。所谓唯一的科学的世界观，是指唯物辩证法包括了历史观和自然观，是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与自然观的统一，既包括了对于人类历史的认识，又包括了对于自然界的认识，不能把唯物辩证法仅看作是一种自然观，也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看作是一种历史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世界本体的思考，就体现在历史观和自然观之中。所谓以实践为其基石，是指不论从历史看还是从逻辑看，即不论是从唯物辩证法的形成看还是从唯物辩证法的理论看，实践都具有最根本的意义。而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与自然观统一的基础也就是社会的实践。从唯物辩证法的形成看，李达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