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上悬案“刘志丹”案是怎样形成的1935年9-10月间，发生在陕甘边苏区和红26军中的肃反运动，关押了刘志丹等陕甘边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是中共党史上的一桩悬案。关于这次悬案，中共中央先后做过4次结论，而且每次结论都有所不同。在50年时间内，足见其复杂性。现有的各种出版物在谈论刘志丹冤案时，只就事论事，简单地把刘志丹的冤案与王明“左”倾路线联系在一起。那么，刘志丹的冤案究竟是怎样形成的？“三嘉原事件”1931年8月，刘志丹在陈珪章部兵变失败后，与马锡五到了甘肃庆阳南梁。南梁活动着几股农民武装赵连壁、贾生财和杨培胜，刘志丹与他们联系密切。9月，刘志丹指示杨、赵、贾三人率部到合水县倒水湾进行整编，整编后的游击队分三个大队，赵连壁、杨培胜、贾生财分别担任大队长，刘志丹任总指挥，全军共300余人，200余支枪。这就是刘志丹最早活动在陕甘边组织“南梁游击队”的基本力量。同年3月，中共山西省委以共产党员20余人为骨干，在孝义县宋庄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在吕梁山一带开展游击战争。9月初西渡黄河，到达陕北。10月，与杨琪、师诸杰等领导的山西商贩队会合后，被陕西省委命名为陕北游击队。由于这支队伍大多数是流氓无产者、烟贩，沾染了许多不良习性，无组织、无纪律，与中共建立红军的理念相距甚远。因此，在建立中共领导的军队的过程，是不是打出“红旗”，主要领导人分歧很大。1932年1月，游击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时，就没有打出红军的旗号。原因有两种说法：一种是阎红彦说刘志丹不同意立即打出红军的旗号：“尽管有了省委的正式指示，但是志丹同志仍然不同意打红旗，他的主要理由有两个：一（是）怕红旗引起敌人马上来进攻站不住脚；一是打红旗就得改造部队，要改造部队问题很多，应该慢慢来。”另一种是中共陕西省委在给中央信中的说法：“因各部队太复杂，都是过去的土匪、流氓无产者，充满到处乱抢乱烧，不敢揭出工农游击队和‘红军’等名义，因为恐怕在群众中的政治信仰倒地，离开广大群众，因此即改此名义。”不管哪一种说法，都反映出这支初建的部队成分不纯，与中共要建立人民军队的宗旨相差甚远。尽管如此，“西北反帝同盟军”仍然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部队中建立了中共党的组织———队委会，谢子长任书记，在两个支队中也建立了支部。---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关于如何整顿这支成分不纯的队伍，谢子长、刘志丹也有很大分歧。谢子长认为：“对那些成分复杂不可靠的部队，该缴械的缴械，该解散的解散，该枪毙的枪毙。”刘志丹则主张“采取教育、改造为主的办法，不堪改造的个别清理”。部队党组织曾几次召开会议，争论的焦点是“打红旗、改造部队”的问题，“队委会每次开会都吵得没有结果，主要是刘志丹同志坚持不同意打着红旗和立即着手改造部队。”在争吵中，队伍到了正宁三嘉原。时值春节临近，部队给养十分困难，“队委会决定打土豪筹备年茶食，两个支队都去打土豪，听说赵二娃（即赵连壁）在打土豪过程中，抢了永和集，在双佛堂一带连一般老百姓的猪肉吊子都提来了，群众告到谢浩如（即谢子长）跟前。”发生了抢劫群众的恶性事件后，队委会立即召开会议（刘志丹未让参加）决定采取缴刘志丹旧部的枪，“然后打出红旗”，并决定“以集合部队出发为名”采取行动。1932年2月6日（农历正月初一），部队集合起来，谢子长讲话后，即“命令刘志丹部的赵二娃、杨培胜、贾生财三个部全部缴枪”，在缴枪过程中打死了赵连壁。被缴枪后，刘志丹的2支队大部分人员被遣散回家了，给刘景范和马锡五两人1头毛驴作为路费，劝其回家。就在2支队被缴械的当天晚上，师诸杰带上他的200多人跑了。这就是陕甘边红军发展史上的“三嘉原事件”。这件事情使刚刚组建起来的队伍蒙受了巨大损失，刘志丹也离开了部队，去了陕西省委。当时的中共陕西省委如何看待“三嘉原事件”？陕西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游击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时分为两个支队，“第一支队是中心骨干，第二支队纯系土匪集合而成……这样成分组成部队，只有很坚决的肃清土匪流氓分子，洗刷部队。企图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