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其它相关论文-地方政府与民间组织“正当妥协”的宪政维度内容提要：福区政府与福街草根商会通过协商民主基础上的谈判对话，实现了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基于妥协基础上的共赢。这一人类学田野观察中的福街草根商会“民族志”揭示：中国宪政建设在文本宪法尚不能转化为有效政制之转型期间，民间组织与地方政府双方都愿意在既有文本宪法框架下主动互相接触；并通过协商民主范式变通相关政策法规，在交往理性中渐趋宽容与妥协。这种“正当妥协”的地方性宪政经验表明，民间组织与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平等基础上的协商与对话，促成互利互惠的和谐社会。地方性宪政的微观经验，还需要通过普适性的法治国途径上升为国家法律，但实已拓开当下中国国家与社会结构性良性互动关系的新路径。关键词：国家与社会；协商民主；正当妥协；宪政经验（因素）福街草根商会[1]的故事发生在福街——南方市繁华的一条商业街。改革开放之前，福街叫“北埗岭”——一个无人问津的旷世荒岭，不仅“无国家”而且无“历史”。在改革开放之前，村里人叫它“北埗岭”——一个无人问津的荒岭；不仅“无国家”而且无“历史”。“无国家的社会”在传统上由身居其中的村庙等祭祀组织以诸神崇拜和负责村庙祭祀活动的民间自由结社，在宗教活动中再造当地社会秩序。[2]但福街的“前世”——“北埗岭”——则堆放着一排排盛装死人经骨的“捡经罐”，是为“无国家”社会秩序中的空间坐标。1984年第一批开发“北埗岭”的建筑工头赵先生有过传奇的遭遇。当时附近都没有民房，都是那个，跟前长得很高的那个芦苇草样的那个东西。象咱们这个地方，就是商业街这个地方，就是一座山，一个山丘，大概有四五层楼那么高。山上都摆满了那种，农民放的，就是装骨头那个，那个叫什么，就是那坛子，装骨头什么的——就是农村常见的“捡经罐”。山上摆满了，一个挨一个，一个挨一个，一排一排的，哎哟！从一开始，这个咸菜啊，嘿，还都摆在山上哩！最后我们一弄开，妈呀，人家说那是什么啊？我们从这个北---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方来的，不知道那个什么；还以为那个什么，腌菜呀，北方叫！唉！南方好象是，人死了以后先埋，埋完了以后，死了多少年以后又把它捡出来，装起来。告诉你，很多喽！就摆在这个地方。[3]南方市成为特区之前，福街属于金州地区金城公社的一大块农田。1981年成立特区，1983年它划归北埗岭工业办事处。“北埗岭”第一次转型是按照政府的规划方案，由原来农耕区转型为“三来一补”工业区。但工业区的远景规划没有如期实现，却在市场无形之“手”的强力下，第二次自发地转型为商业区。“国”字号企业大规模撤向关外后，出人意料的景象出现了：冷清的工业区突然热闹起来，大批没人要的闲置厂房成了“抢手货”，只通一条公交车的街道上人流急遽增加。厂房业主无所事事却日进斗金，政府没有“筑巢引凤”却招来巨商大贾，政府不作任何投资而税金扶摇直上。的确，这条街诚如其名，实在是“福”气冲天，商情炽盛。在福街商机勃发、商朝涌动的演进过程中，我们故事叙说的主要对象——福街草根商会，也从无到有，从模糊到明晰，跃动到了我们关注的视野之中。福街草根商会自1997年开始，从最早的“诉苦会”到2004年底终于合法注册为福街商会，历时八年之久。其间先后经历了五个阶段，产生过三任“挑头”人物，主要角色二十有余，其它人物八十多位，所涉商场业主一百多家。我们的故事——福街经验——围绕“北埗岭”从农业区到工业区，从工业区再到商业区的两次历史性转型，和南方市地方政府权威以国家规划的“蓝图”三次改造“北埗岭”，所引发的地方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一系列互动事件逐步展开，主要描述福街商人合群结社的自治经历。为了走出类似“北埗岭”这样“封闭性社区”的“无历史”（ahistorical）的局限，对国家与社会关系、古代理念与社区现状、传统与现代加以综合考察，[4]笔者尝试以历史与现实结合的手法来研究福街经验，以期把许多看似“分裂的证据”[5]呈现出来。故事中重要的关节点在于，福街商人在感到其利益受到威胁时，“血缘共同体”观念便应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