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行政伦理现况理论研究一就目前关于公民伦理问题的论述而言，可以从中发现两个相互关联的逻辑进程：一是从公民意识出发，经公民社会、公共权力的概念推演进入到公民权利的建构二是从公民理性出发，经公共空间、公共规则的概念阐释进入到公民责任的倡导。前者更多地着眼于历史进程及其自由主义社会的发展成就，进而注重其理论上的启蒙价值而后者则主要借鉴现代国家的治理技术及其社群主义的价值观，进而侧重于实践上的经验价值。尽管有此区别，但其理论思考的核心支点仍是主体自由与个人权益，可以说它们既是公民伦理实践的基础性背景，同时也是公共秩序良性运转的根本前提。所以现代公民伦理一定是建立在以尊重个体价值为核心的有效公共秩序之上的。而所谓公共秩序，其本质就是指个人权利被相互平等对待的状态，它既指通过公共政策、制度和法律所表现出来的显性秩序，也包括人们通过基本生活信念而表现出来的隐性秩序，尤其是公共权力对处于弱势状态下的公民权利的主动尊重与保护的那种状态。因为公共权力只是公共秩序的组成部分并因此而具有了保护者的地位，但并不能因为这种身份而成为公共秩序本身，否则，公共秩序就会异化为权力秩序因此，如果不是抽象地谈论公民伦理问题，就会发现它总---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是在公民政治意识的背景下展开的。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公民伦理概念具有相当厚重的社会秩序重建的政治担当意味，公民伦理叙事与其说是一个道德哲学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历史哲学或政治哲学问题更为恰当。因为公民伦理思想源自于西方，它与西方公民社会发展史密切相关并构成现代伦理的主流。特别是自近代以来，伴随着人道主义对封建专制的批判日益鼎盛，人权、民主、自由、平等、正义等理念不仅成为社会革命者的理想追求和期盼，而且也被学理化为抽象的普世价值目标，从而成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反抗极权主义、推动社会价值重建的文化武器而备受推崇。其中，平民身份、契约精神、个体自由、权利意识与秩序观念等责任理性概念，在实际的社会建制过程中，确实也成为了现代社会交往与合作关系中的制度化特征。所以，有学者指出，所谓现代伦理，指的就是人民伦理和个体自由伦理［１］。可以说，中国社会现阶段的发展在总体上亦符合现代伦理的基本价值取向。众所周知，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公民伦理价值观在原有的集权政治体制下逐步成长起来。然而，由于中国社会转型内在的国情特征和后现代文化意识的交互影响，公民伦理在呈现方式上主要体现为对革命理想叙事的冷漠和对现实庸常欲望叙事的张---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扬，这使得人们对抽象生活秩序的把握变得相当困难。于是，一种“外无法持、内无操守”的国民戾气之象成为后威权时代的常见生活特征。其实，从公共生活角度来看，现代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社会关系主要是党内关系和党群关系，而在其中则弥漫着特殊伦理主义倾向，这早已是社会大众诟病体制内官僚习气和裙带之风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特别是随着社会交往结构变化中的“去单位化”进程的加速，个体与原有组织之间在控制与服从、权利与义务、情感与归属、保障与依赖等方面均出现了体制性焦虑，从而在灵魂深处对每个人的本体性安全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意味着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社会整合方式与机制也开始逐渐失效。与此同时，信息网络背景下主流意识形态的勉力强化与百姓日常生计的无关性日见明显，加之道德相对主义的泛滥，而涉及公民维权的自由价值和程序正义在傲慢的权力面前又缺乏足够的制度保障，使得再度松散化或原子化的底层社会大众欲以公民身份参与公共生活并对公共权力结构产生真正有效的约束成为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缺乏足够的利益表达及其保障形式，社会利益综合与公共政策制定主要依靠的是领导意志和专家支持，权力、资本和知识三者之间的反民主式结盟现象便难免发生，从而导致诸多领域内腐败的易发和多发，进一步加重了普通百姓被社会精英所蔑视的主观体验。这意---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