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上定规矩的三次重要会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开启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阶段。党的十八大结束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就制定出台改进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八项规定，就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立的新规矩。从此，中央八项规定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也彰显出规矩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重要地位。2015年1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强调，“要加强纪律建设，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讲规矩，守纪律，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在民主革命时期，1929年的古田会议，1938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1948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是中共党史上立规矩的三次重要会议。这些在历史的关节点上制定出来的规矩，对于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保证党的团结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当下加强纪律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一、古田会议其实是一次立规矩的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发展史上，古田会议有其特殊的历史地位。这次会议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对---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党和红军内部存在的不讲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对削弱党的战斗力的极端民主化倾向，对不执行党的决议、不开展正确的党内批评的非组织化观点，对小团体主义和享乐主义，制定了切实有效的反对措施，订出了切实可行的规矩。1928年4月，由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和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组成工农革命军第四军（随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离开井冈山之后，由于处境困难，屡遭挫折，于是，红四军内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中，对井冈山时期以及下山后的一些政策和做法，对红军中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军事和政治的关系、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产生了各种议论。1929年4月，中共中央将刚从莫斯科学习归来的刘安恭派来红四军。毛泽东和朱德对刘安恭的到来很重视，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决定恢复同年2月初曾“停止办公”的红四军军委，并由刘安恭担任军委书记兼军政治部主任。然而，正是刘安恭的到来，进一步加剧了红四军内部的争论，因为刘安恭担任军委书记一职后不久，就作出了一项限制前委权力的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问题，不要管军事。刘安恭主持的军委作出这样的决议，显然是违背中共中央精神的。当时中共中央在关于红四军工作的指示中说得很清楚，前委不仅领导所在红色区域的地方工作，而且是在前委之下组织军委，也就是说军委是前委的下级组织。1929年5月底，红四军前委在福建永定县的湖雷召开会议。会上，就前委与军委的分权等问题发生了争论，一种意见是要求成立军委，另一种意见是不必再设军委。湖雷会议并没有解决军委是否应该设立的问题，可以说是议而未决。6月7日，红四军攻克福建上杭县的白砂。第二天，红四军前委在白砂再次召开会议，再度讨论军委问题，会议以36票对5票通过决议，决定取消新成立的红四军军委，刘安恭的军委书记自然被免除，随后改任第二纵队司令员，他兼任的政治部主任一职由陈毅继任。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6月8日，也就是白砂会议的当天，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给毛泽东写信，其中含沙射影地对朱德进行攻击。对于林彪给毛泽东的信，红四军前委采取的态度是要求毛泽东和朱德“各作一篇文章，表明他们自己的意见”。于是，朱、毛都给林彪写信表明自己的看法，而他们给林彪的信，---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都公开登载在这年6月中旬前委编印的油印刊物《前委通讯》第三期上，实际上也使“朱毛之争”在军内公开化。这时，因在白砂会议上被免除军委书记和政治部主任职务的刘安恭，不仅继续坚持设立军委的主张，并且说红四军的党分成两派，一派是朱德为首，“是拥护中央指示的”；一派以毛泽东为首，“是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指示”。刘安恭进而提出，要通过建立完全选举制及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