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春季《考古学导论》课程文章题目：穿凿历史黑暗，新探文明起源——《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读书报告内容提要：苏秉琦先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家，先生对考古学的研究贡献，主要集中在三本书中，作为其中重要一本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主要可分为四个部分，《两个怪圈》讲的是先生所处时代的学术背景或面临的问题。《学读“天书”》及《解悟和顿悟》，说的是先生如何根据史实冲出两个怪圈的两段经历。《“条块”说》、《满天星斗》、《三部曲与三模式》这三节，讲的是先生悖于两个怪圈而提出的中国考古学文化谱系、文明起源及形成的多元说和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道路或模式。《双接轨》谈的是中国考古学与世界接轨及古今接轨。先生留个我们的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财富，更有不囿于固有思想束缚，勇于突破创新而又实事求是的精神。关键词：考古学怪圈双接轨正文：无论是一门学科还是一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个囚徒，其工作在最终的意义上，都是在穿凿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某种隔阂1。而一位伟大的学者或者科学家，总是在人类知识或思想最黑暗的地方，点亮一盏明灯，指示了某个时期某些人的人生行程。苏秉琦先生无疑就是那些穿凿历史黑暗的人中不可忽略的一个。考古学从很大程度上说是让垃圾唱歌的学科，而在这个看似辛苦、枯燥的学科上，先生让生命焕发出最大的光亮和热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作为集结先生对中国考古学研究贡献的三本书之一，在考古学研究上无疑占有重要的地位。一、历史教育的两个怪圈先生在著作总提到“几十年来，在我们的历史教育中，有两个怪圈：一个是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一个是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2。大一统史观、汉族中心主义和线性时间观，三位一体，成为历史教科书的黄金法则。3大一统的观念是老传统了，数千年来一脉相承。“大一统观念”不仅仅存在于对中华民族起源的叙述，也存在于对中国历史变迁的叙述，核心往往是中央集权。在这种标准里，大一统的时代通常被称为正面的盛世，非大一统的时代则被称为反面的乱世，“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成为最主要的线索。这种大一统同时又贯穿汉族中心主义，例如，宋代只是多个并列政权之一，却被视为一个“统一”的政权。葛剑雄先生在《统一与分裂》里写道：“北宋时期是以宋、辽对峙为主，几个政权同时并存的阶段，而不是一个统一的时期，它与南北朝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4在中国的历史中，永远只能见到中原的宫廷内斗，而所谓的四夷之事则一带而过；文化自然也是由中原而向四周传播，因此我们的历史知识是单线条的历史。虽然在这片土地之上，曾经如走马灯式的有很多的种族与民系生活过，而他们的历史痕迹，他们的文化传承，早已消失于中原汉人的大一统之中。他们的声音，他们的遗迹我们并不关心，那只是灿烂中华文明中微不足道的灵位，只是浩如烟海的中华文明中不起眼的一点浪花，这种思维，先生是学界中人，自然体会得最为清楚不过了。对于新发现的文化遗迹，不管适不适合，总是将他们纳入中华大一统之中，总是与中原文明相比较，合则欢欣鼓舞，证实了中华文明的伟大与源远流长；不合则遮遮掩掩，甚而拒绝承认它的存在。因此，在这样的心态之下，我们的文明起源研究和我们的历史研究，总是在大一统的框架之下打转，总是无法突破，也就其源有自了。而后一个怪圈则是近百年的新陋习了。自上世纪三十年始，马克思提出来的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就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历史研究。特别是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后，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更是---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在历史学界一统天下，成为一种根本的指导思想，历史研究中的一切都要归于这个理论之下，套用该理论的模式，从而建立了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不仅史学，几乎所有的科学都已经纳入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中。这种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其流毒遗害至今。读当时甚至现在的历史著作，只要出于大陆学者之手，不论其观点如何，都可见出马克思社会理论影响的痕迹。吊诡的是这两大怪圈同时存在于中国的考古学界，并被奉为圭臬。汉族中心主义和大一统关键观念是排斥任何外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