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对医学伦理道德形成发展之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伦理道德，历代诸子百家无人不论道德伦理。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知识分子所修习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关心的是世道人心。医学以追求人类健康为出发点及终极目标。因为以人为研究对象，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重伦理的坐标中，其伦理特性也就必然显示出来。在华夏五千年的历史时期中，乃至当今，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医学伦理道德形成发展具有强烈的制导和辅助作用。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根深蒂固于历代的医学者，其中仁爱救人、清廉正直、精湛医术、不畏艰难、勇于创新谦虚好学、献身医学的精神和道德信仰，都是中国医学伦理道德的精髓和宝贵财产。传统中的一般伦理道德观念和思想对塑造医学主体的人格特征和规范一般的社会行为具有深刻的影响作用；中国伦理道德的传统对构成医学道德的基本原则特别是义务论和道义论意义上的道德规范有重要的意义。传统文化在医学伦理道德的轴心观念就是“仁术”。“仁”是古代医学者职业生活的观念轴心，也是自身的价值境界。“仁”的思想源于儒家先师孔子，其儒家思想对整个医学史具有很深的影响，是医学道德的社会伦理来源和基本指导原则。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与核心，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其发展的历史中，历经诋毁与褒奖，改革与融合，在不断更新与完善的文化嫂变中，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推动着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为中国乃---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至世界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国的历史上，儒家和医学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和哲理基础,儒重医，医尊儒，儒医相通。诸多医生，通儒学，精医术。《论语.述而》中说：“子之所慎，刘、战、疾。”可见，疾病是孔子慎重对待的三大事件之一。有一次，有人向孔子请假，孔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就是解释为，作为儿女要时刻主意父母的健康状况。正因为孔子对疾病和健康的重视，所以选择用药也很谨慎，对医生的职业也很尊重。传统文化对医生医德和医术关系的影响。中国医学汲取了孔孟重德视才的思想，坚持医德为重，德才兼备，做到“大医精诚”。医生必须具备高尚的医德，因为“凡为医之道，必先正己，然后正物。正己者，谓能明理以尽术也。正物者，谓用药以对病也……若不能正己，岂能正物？不能正物，岂能愈疾？”;医生必须掌握精湛的医术，“医学贵精，不精则害人匪细。”“生民无辜，不死于病，而死于医，是有医不若无医也，学医不精不若不学医也。”我国古代的伦理学传统的特点是：道德与政治紧密结合，为宗法等级制度服务；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注重医德和医术的统一、医德规范与医德实践相结合；强调主体的道德修养；强调天人合一，人际关系和谐，讲究中庸之道；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儒家伦理道德对中国古代医德起着支配作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我国古代医生医德的境界相当高。“医乃仁术”意为医学是施行仁道主义的术业，它是儒家的仁义与医学本质的完美结合。我国儒家文化一直强调要“先知儒理”，“方知医理”。“儒医”代表了一般伦理学与医学密切结合的结果，仁既是一般伦理学的核心，也是医学---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伦理学的核心。古代医家从“仁爱救人”、“医乃仁术”的道德观念出发，强调对病人一视同仁，“普同一等”，“一心赴救”。孙思邈提出：作为一个医生要做到“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姥，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元末明初的名医刘勉曾任太医，在他一生的医疗实践中，把“不分贵贱，一视同仁”作为自己的信条。我国古代医家这种崇尚把患者当作亲人式的医患关系的优良医风是十分可贵的。我国古代医家清廉正派的事例不胜枚举。如《小儿卫生总微论方》的医书中，就强调医生要品行端正，医风正派。张杲在《医说》中记载：“北宋宣和年间的医家何澄，有一次为一患病缠年而百医不愈的士人诊治，其妻因丈夫抱病日久典卖殆尽，无以供医药，愿以身相酬。何澄当即正色说：娘子何为此言！但放心，当为调治取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