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宋立：从对本国历史“略有所知”开始——读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郭宋立钱穆先生《国史大纲》的开篇第一句话是：“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在我看来，此“知”不只是“知史实”，更是“知如何判史实”，即如先生所说的“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我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便是从矫正自己的二“知”开始。以前若要我用一个词来概括中国传统政治，我很可能会不假思索地蹦出“封建专制”来，并且略带鄙夷。至于为什么“封建”、为什么“专制”，除了“皇帝”、“家天下”这些宽泛的概念以外就无言以对，更不论“封建专制”呈现怎样的形态、对于传统中国的意义了。就拿“专制”来说，今人多以为在中国古代，“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只要皇帝足够强大，就能随时收回臣子的生命和权力。这里就混淆了“皇帝”与“政府”的概念。皇帝是国家的唯一领袖，而实际政权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此国家之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至少在宰相还存在的明朝之前是如此。其实本国制度自有其合理性。西方政治思想发源于古代希腊罗马，他们国土小、人口寡，所以城市居民参与政治决议比较容易；同时海洋民族受环境限制,一旦发展就要向外征服，形成帝国。中国则是地大、人口多、以农业立国，发展模式从来都是向心凝结，因此不适宜推行近代西方的民选制度。所以，“我们若非专凭自己时代判断，来吞灭历史判断，我们应该承认皇位世袭，是中国已往政治条件上一种不得已或说是一种自然的办法”。由此可知，一国的制度必然有其根源所在，而每一项新制度的运用必须与本国传统相配合。---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此外，抱着理性务实的态度了解本国历史，能帮助我们解答今日的困惑。譬如说如今我们在政府系统里办一件很简单的事，常常要经过市县乡镇等好几关的重重审批，行政效率很低。这个问题在中国古代的地方行政变迁里就能找到答案。以官级为例，汉代“郡太守-三公-九卿”之间升级转换灵活，故各级安于本位，人事变动不大，行政效率也高；及至唐代，因州县多分级，朝廷为奖励地方官而升调快速，但上下级难以流通，官品中渐分清浊，行政效率开始降低；此后的元明清代在地方政治上也就延续这一传统。所以，如今的行政效率低还是表象，官场清浊明显则是问题核心。几百年的清浊孕育了中国式的“关系”，若不是出身名门，或者和名门联姻，一个县长想要做到省长真的是难上加难，更不要说由“吏”变“官”To了解本国过往历史还能为社会改革提供借鉴。以唐代两税制为例，它的出发点是好的，以一代三直接收税，“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等于是农民没有户籍限制且各种义务劳役都取消了。不料手续虽简单，但到政府要用钱用劳役时还是要增加新项目，等于是加倍增收税目，化繁为简终更繁。对照今日呼声甚高的“取消高考户籍制度”，若是没有周密的配套制度，想要一劳永逸地以学籍为终极认证，那么很容易造成各地有条件者涌向北京、上海、海南等高考录取率高的省市。这样一来，本地、非本地考生的高考“税目”都会增加，竞争程度还可能追平原本的高考大省，化繁为简终更繁。所以，如钱穆先生所言，没有一个制度创新者是想迫害他人的，但往往导致社会秩序更不如前。不改不行,但要改还是得严谨再严谨。虽然两税制带来这么多的弊端，但因历史“种种条件在引诱，在逼迫”，使它在稍加修改之后能一直运用下去。这里涉及到中国文化根基的问题。钱穆先生写道:“中国历史上的经济与文化基础，一向安放在农村，并不安放在都市……一辈士大夫知识分子，还可退到农村做一小地主，而农村文化，也因此小数量的经济集中而获得营养。若使中唐以后的社会，果仍厉行按丁授田的制度，那将逼使知识分子不得不游离农村，则此下的中国文化也会急遽变形。”得益于乡绅之治，农村政治也会比较稳定。反观当今，文化主流归于都市这点且不谈，由于几十年的改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