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主题的三重变奏（下）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倡导者们认为，文艺的最高使命应该是弘扬民族精神，一切文学活动都应该以唤起民族意识为中心，促进民族向上发展的意志，唤起民族的情绪和斗志，鼓舞民族的自信心，而最终的目的是促进民族国家的建立。《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中宣称：“现今我们中国文坛艺坛底当前的危机是对于文艺缺乏中心意识。那末，我们要突破这个危机，并促进我们底文艺的开展，势必在形成一个对于文艺底中心意识。从历史的教训，我们须集中我们此后的努力于民族主义的文学与艺术底创造。我们此后的文艺活动，应以我们的唤起民族意识为中心；同时，为促进我们民族的繁荣，我们须促进我们民族的向上发展的意志，创造民族的新生命。我们现在所负的，正是建立我们的民族主义文学与艺术重要伟大的使命。”这与他们对时代以及民族出路的认识有关。他们认为：“我们当前的时代，我们以为是一个民族求生存的时代，是一个民族争自由平等的时代，尤其是一个全世界弱小民族求生存和争自由平等的时代！试看世界虽大，那里有弱小民族立足之地？那里听不到弱小民族哀痛的绝叫？那里看不见弱小民族狼藉的血肉？那里不是帝国主义为胜利狰狞的狂笑？在这样一个时代，被压迫的民族，虽常不免因为社会经济组织的不良，而发生民族内部阶级的分化和冲突，然这种不幸的现象，只是时代的一隅，而绝不是时代的本身！在整个时代的前面，生息于其下的任何个人任何阶级，都应当认清时代的全体，而不应固执时代的片断！澈底说来，在当前的时代下，只有全民族的利益值得夺取，只有全民族的博战值得参与，此外个人和阶级间的一切得失，都是细微渺小的争持，宏伟磅礴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应该能够扫荡一切，消除一切，融合一切！－－这是这个时代下一切从事文学者所应明白体认的一个原则！”[8]因此，他们反对致力于阶级翻身的文学运动，为此而向左翼作家大声呼叫：“请暂养息一下你的嗓子吧，把叫黄包车夫打坐客的功夫抽出一点去放到那挽救国家的危亡的上头。”[9]同时，也反对以个人的解放为目的的启蒙文学，认为“五四时代的思想，是自己从新来创造一切，旧的一切从新来估值。……但只有个个独立的人，而没有发现积人而成的民族社会”，[10]因此而对胡适、鲁迅、《语丝》、《新月》都不以为然，而且给予猛烈的攻击。另一方面，与蒋介石的政权的建立相伴随，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平息了。早在毛泽东为农民运动大声叫好之时，蒋介石就对此不以为然。他的态度正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嘲弄的：“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既然害怕得要死，就要采取措施。于是农民运动不但不再被支持，而且受到了限制和镇压。组织发动和支持者受到了清洗。然而，翻身的愿望被镇压之后更为强烈，而且有了尖锐的斗争性。当然，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的声音并不是自己在文学中喊出的，因为他们没有掌握文学工具，无法在文学中表现自己的声音。但是，一些文人却在投身于国民革命的过程中把目光投向社会底层，而且早就向文学家发出了“到兵间去，到民间去，到工厂间去，到革命的漩涡中去！”的号召[11]当清党运动使以阶级斗争的方式谋求翻身解放的行动失掉了合法性的时候，一些文人开始转向文学运动。由于各种国际流行的理论影响，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到了他的最后一日，世界形成了两个战垒，一边是资本主义的余毒‘法西斯蒂’的孤城，一边是全世界农工大众的联合战线。各个---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的细胞在为战斗的目的组织起来，文艺的工人应当担任一个分野”。[12]他们要走向大众，充当他们的代言人。这种代言人的资格是令人怀疑的。鲁迅在《路》中如此讽刺说：“上海的文界今年是恭迎无产阶级文学使者，沸沸扬扬，说是要来了，问问黄包车夫，车夫说并未派遣。这车夫的本阶级意识形态不行，早被别阶级弄歪曲了罢。另外有人把握着，但不一定是工人。于是只好在大屋子里寻，在客店里寻，在洋人家里寻，在书铺子里寻，在咖啡馆里寻……”在鲁迅看来，本人并非无产者而声称代表无产阶级，真正的工人却被认定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