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文艺理论的宏大叙事傅其林《新時代文论与审美之思》，范玉刚著，人民出版社，2019新时代以来，中国的文艺理论与美学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在一定意义上彰显出理论的重大转型。众多著述在立论基础、问题意识、现实关怀、话语形态等方面焕然一新。其中，范玉刚教授的新作《新时代文论与审美之思》，是具有开拓性的一本专著。该书于2019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35万余字，汇聚了作者近5年的一些重要文章。主要分为上、中、下三篇，分别为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美学的当代建构、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的方法论与资源阐释、面向新时代的文艺批评实践，体现了理论探索与实践开掘的有机结合。在笔者看来，该著作以新时代的历史性意识为基础，形成了当代性、价值性、学科性三维整合，构建了中国新时代文艺理论的宏大叙事，为新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理论建设提供了重要参照。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当代性《新时代文论与审美之思》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这就是新时代的当代性。书名是最好的确证。全书几乎以当代性贯穿始终，其代序的题目为“在与时代同频共振中锻造文艺精品”。作者开篇就进行历史性的定格：“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华民族拉开了伟大复兴的帷幕，中国进入一个新的伟大时代，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被誉为世---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界史的‘中国时刻。”[1]在世界史中的这种“中国时刻”的定位为文艺理论打开了新的机遇，该书也就是有意识地立足于新时代加以理论反思与建构，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的理论叙事。作者把与时代同频共振作为立论的基础。这种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合理性，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理论原点之一。《德意志意识形态》明确提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2]516可以说，理论阐释终是处于历史的牢笼之中，就像我们不能独自跳离地球一样，重力的吸引犹如历史性的重负。但是不同的时代就具有不同的历史性使命、理论需求、问题意识、价值表达。该书作者突出地提出在历史过程中或者世界历史过程中的当代性概念。当代性不是单纯的时间和历史的判断，不是线性时间的过去延续和未来开启，更有着涌现的现在之时间的主动集聚的意味（如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即“当代性”之生成有着与时代精神的深刻关联。所以该书明确提出：“当代性不仅指我们的知识范式和思想体系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痕迹，其思考无一不是对时代所提出的问题的回应，还意味着对当下时代的一种超越，甚至有一种指向未来的价值意味。”[2]54显然，这种当代性概念具有历史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具有描述性与规范性的时间现象学的考量。具体来说，就是明确探索近几年中国时刻及其规范性价值的新型总体性。这种新型总体性就是作为新时代的当代性把握。本书的时代性的理论设定，高屋建瓴地审视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的新颖性。主要体现为三方面：一是新理论。该书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性阐释，在历史与空间的维度确立了关于文艺的论述的重要价值，对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深入阐释，将之纳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性概念中。这主要体现为对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阐释性建构，创造性形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正当体系。二是新方法论。本书在中国文艺理论与美学的现代历史发展中探寻新的学科与学术话语方法，尤其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思想的清理中形---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成新时代的文艺学与美学的学科方法论，从历史的成就与偏颇中审视新时代学科、学术与话语的可能性。这直接涉及新时代以来中国文艺理论的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建设，在回应张江提出的“强制阐释论”“公共阐释论”中提出“理论话语体系建构的语境意识与方法论创新”的论题。本书关于面对西方文论的强制阐释的困境以及中国文论的西化问题，提出在新的语境中进行方法论创新：以中国为历史，重塑世界历史逻辑;以中国为价值参照系，重塑中国文化主体性;以中国为方法，准确阐释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中国道路。这种方法论创新体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