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下中国供给管理的创新实践与理论贡献邵宇佳王光[摘要]自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以来，新的经济特征要求中国更侧重于供给管理。文章基于西方供给管理的历史渊源，结合英美两国的供给管理政策实践，提炼出中国供给管理政策实践的独特性和创新性。这一方面为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供给管理充实了理论性和实践性，另一方面也为未来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了新思路。---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Key]西方供给管理;英美实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外对比;创新实践[]F120[]A[]1673-0461（2020）05-0008-07一、引言供给和需求是市场运行的基本力量，而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是对市场经济运行进行宏观管理的两种基本方法。相对于需求管理而言，供给管理则是政府用于调整商品和服务供给的各种手段（除价格手段外），最终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均衡（苏剑，2016）[1]。虽然供给管理的理论渊源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以来的传统，也即是经济自由主义传统（刘伟，2017）[2]，但因体制性原因、理论原因（即对凯恩斯的偏好）以及政策实践问题，导致供给管理在西方宏观经济实践中经常被忽视（刘伟、苏剑，2007）[3]。唯独一次具有代表性的供给管理实践也仅仅是应对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的“滞胀”经济危机，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均采取了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但供给管理调控的结果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自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以来，新的经济特征要求中国的宏观调控更侧重于供给管理。于是，总书记在2015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纵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国内正式推行以来，“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取得了显著的预期效果，由此对比西方供给学派推行的供给管理政策不禁影射出中国在供给管理方面的独特性和创新性。因此，本文详细对比分析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供给管理学派的政策主张，揭示新时代下中国供给管理的创新实践和理论贡献，最终为新环境下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提出新的政策建议。二、西方供给管理的历史渊源当代西方供给管理的理论基础主要源于供给学派经济学（SupplysideEconomics），诞生于美国20世纪70年代经济面临“滞胀”之期。---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在当时，由于面对“滞胀”这种新型经济危机，占据主流地位的凯恩斯经济学却不知所措，受到了政界和学界的质疑和挑战。供给学派针对“滞胀”问题主张从增加总供给着手，采取减税等一系列供给管理政策来刺激储蓄，扩大投资，提高产能，进而促进经济增长。这些理论和政策主张当时受到美国等陷入经济危机国家的高度重视，并成为各国政府制定政策的依据，尤其以“里根经济学”为重要代表。然而，也正是因为主张从供给侧的角度实现宏观经济的调控，供给学派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其典型代表就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从供给的角度讨论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以及效率的同时也从生产者的角度强调资本私有制和市场自由竞争，从而体现了供给学派的核心思想传统（刘伟，2017）。待古典经济学瓦解之后，古典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深受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影响，其在1803年出版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提出了著名的“萨伊定律”，认为一种产品的生产会给其他产品开辟销路，即供给可以自动创造需求，从而赋予了“生产和消费、供给和需求的影响决定市场容量和产品价格”的思考方向。自此，作为古典自由主义重要分支的“萨伊定律”长期独树一帜地位于当时主流经济学地位，并协同其他古典经济学者，如约翰·穆勒、大卫·李嘉图等，共同宣扬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学说。纵观以萨伊等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者，他们信奉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認为总供给和总需求会自动实现均衡，同时极力反对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张依靠一只“看不见的手”来支配整体经济运行，而其基本思想就是扩大生产能力、减少政府干预、发挥个人创造力（Feldste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