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贫困的财政根源探究摘要：本文根据2011年中央最新扶贫工作会议精神，结合当前农村贫困的实际情况，深入研究了农村贫困的成因，并挖掘农村贫困的财政本质。同时以基本公共服务作为重点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农村贫困方程，探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对农村减贫的影响。结论显示，如今中国农村贫困是因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而导致的能力贫困。只有通过财政再分配“抽肥补瘦”的功能，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农村贫困的发生。关键词：基本公共服务农村贫困财政本质一、引言2011年11月中央扶贫工作会议宣布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个标准比2009年提高了92%。但按近期美元汇率估算，日均约为1美元，刚刚达到世行1990以最贫困国家为基础测定的贫困线。标准调整后，扶贫人口规模由2010年的2688万人扩大到1.28亿人，占农村户籍人口比例约为13.4%，占全国人口比重近1/10。可见，中国农村贫困问题依旧非常严峻，我们必须深入了解农村贫困的成因和本质，从而使农村扶贫工作治标更要治本。最新《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确定扶贫工作奋斗目标是：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贫困地区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扭转发展差距扩大趋势。与过去的扶贫工作目标相比，新的扶贫工作目标两次使用“平均水平”作为标准，将扶贫工作目标具体化、数量化。从扶贫工作内容看，未来扶贫工作将包含两个层面，一是通过继续保证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以实现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二是通过财政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保证扶贫对象的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等公共服务供给达到全国平均水平。新的扶贫奋斗目标首次明确了财政对减少农村贫困的主要责任，如何在工作中贯彻落实新的扶贫思想成为当务之急。目前关于财政与农村减贫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财政扶贫资金的投入和使用。研究显示中国财政扶贫资金投入规模有限，效率也不高，瞄准性差，并没有全部用于农村贫困治理（肖鹏，2006；李小云等，2005；汪三贵等，2007；倪志良等，2007；辛波等，2005）。二是公共需求与减贫。世界银行（2003）指出，没有好的公共服务，人类在福利方面就不可能广泛改善。迟福林（2008）认为公共服务不到位是贫困产生、积累和代际传递的重要根源。任强（2009）提出了“公共服务贫困”的概念，同时指出“公共服务贫困线”是随着条件变化而变化的。三是财政分权对政府减贫的影响。一些研究认为财政分权通过提高公众参与度、增加政府责任感以及改善政府治理水平，可以加大政府对公共服务的投入，进而有助于政府减贫（Jutting等，2004；Zhuravskaya，2000；Faguet，2004；续竞秦，2009）。也有学者认为财政分权对政府减贫效果存在非正面影响，公共支出往往会偏向富人（Crawford，2008；Mookherjee，2005)。张克中等（2010）利用中国分税制改革后的省级数据发现，增加亲贫式支出是减少贫困的重要手段，但在财政分权程度很高的省份，亲贫式支出的增加并不一定能改善非收入贫困状况。JohannesJutting等（2004）总结了19个国---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家财政分权与减贫的关系，认为在一些制度基础较差、政治冲突严重的落后国家中，财政分权可能加剧贫困的发生。然而上述有关财政与减贫的研究还不够系统。首先，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只是贫困的原因和表现形式。其次，财政分权并没有直接作用于政府减贫，而是通过决定公共支出水平和支出结构，以公共服务为载体，间接的影响扶贫效果。所以加大财政扶贫资金投入，增加农村公共服务供给都还只是结果和表象，而非财政扶贫的本质。此外，大量研究证明了收入分配恶化正在抵消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林伯强，2003；万广华，2006；胡兵，2007等），但关于收入分配以何种途径影响农村贫困的研究还非常少。二、基本公共服务与农村减贫实证研究（一）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在此我们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构建农村贫困方程：P=(GDP，INCOME，PUBLICGOODS)。方程中P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