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三农”问题改革的法律对策“三农”问题改革的两难境地推行“大包干”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农业的发展，成功地解决了１２亿人口吃饭的问题，但并没有解决中国农业质的飞跃问题。“大包干”时期的中国农业是传统农业，“大包干”之后的中国农业仍是传统农业。今天，我国农村面临的重要问题已经不是农民的温饱问题，而是增收问题。中国加入ＷＴＯ之后，以粗放经营为主的中国农业和质量不高而价格高的农产品将受到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很多农区农民的收入不仅不会增长，反而很可能有所下降，我们要看到这个问题的不可回避性和严重性。大部分地区、大多数农民增收的问题在近期内难以解决。税费改革和以往的做法相比，“费改税”确实是一种具有很大改革性的重要措施，它至少从法律的角度规范了农民负担的税额及征收办法，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杜绝长期以来让农民苦不堪言的“三乱”现象，至少为基层政府巧立名目向农民收费制造了障碍。但是，税费改革只是税收体制内部的一种改革，并没有改变国家在农村实行的财税制度，税费改革不会缩小城市和乡村过于悬殊的差别，并且税费改革也难以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转移。目前，农村最突出问题之一是大量的农民隐性失业，每年有上亿的民工辗转奔波于城乡之间。要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关键还是要千方百计地寻找增加收入的渠道，只有通过增加收入增强农民的承受力，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才能得到彻底解决。税费改革只是一种缓解矛盾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大幅度地增加农民收入，才是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三农”问题的改革途径和重点农民问题的核心之一在于如何处理好国家与农民、政府与农民的关系。中国农村的制度和政策究竟如何变革与调整？这个“革命”应该从规范税收、财政制度开始的，继而进行户籍制度、乡镇机构改革、由经济体制改革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从而带动社会进步。抓紧改革户籍管理制度。目前仍在实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为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而建立起来的。把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严格区分开来，城乡之间形成不可逾越的鸿沟，成为“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制度性条件，这也是造成目前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产生诸多社会问题的制度性原因，这是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目标相悖的。---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要进行农村第二次改革，户籍制度的改革应是重要的一个方面。２００２年以来，广东、浙江、湖南、河北等地相继出台了本地区改革户籍制度的地方政策。但户籍制度涉及到户口流动、迁移等全局性的问题，必须由国家来决定。进一步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把土地的使用权交给农民，解放了生产力，农民称之为第二次解放，这是２０年来农村稳定、发展和农业形势好的基础。但是，一些乡、村两级干部，从家族、家庭和个人或小集团利益出发，要求发包的土地可以变动，实际上他们仗着是土地所有者的代表和行政权力，对承包土地自做主张，随意变动。直到１９９８年十五届三中全会再次重申土地承包３０年不变，要进行第二轮承包，在强大的工作推动下，第二轮承包工作才贯彻了下去，但问题并未解决。现在在各地农村，还有不断调整土地的。甚至有的地方乡、村两级干部背着农民把土地卖了，农民还不知情。由此引起土地纠纷，有的酿成较大的群体事件。调整、侵占、出卖土地，对农民来说是被损害、被剥夺，对干部来说是巨大利益所在，靠说服、教育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改革现有的征地制度。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因征地造成的农民生活水平下降，就业得不到保障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在一些地方，政府强制性征地、克扣法定补偿、推诿就业安置引发的上访和群体性事件增多，给农村稳定造成隐患。一些地方，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以牺牲农民利益发展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错误思路仍然十分顽固。“失地农民群体”正在形成，而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一些失地农民沦为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游民”，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在就业、子女就学、社会保障等方面受到歧视。在目前的征地制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