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略理论视角下的“一带一路”风险评估摘要：“一带一路”倡议关涉中国及世界的发展，从大战略理论出发排序倡议推进面临的各类风险强度，可助力有限资源优化配置下的轻重缓急式应对。量化界定“一带一路”的倡议目标及手段，并对目标与手段、手段与手段进行向量自回归分析，便可客观评估倡议推进风险强度排序。透过该方法对“一带一路”在新加坡的推进进行案例分析，得出与定性经验事实大致相符的风险强度排序。就此，中国除需在政治手段领域进行重点对冲外，还要思考整体倡议推进手段层面的宏观协同反制。而基于新加坡“截面数据”进行的分析尝试，希望为之后关涉更多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奠定基础。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大战略理论；风险评估：2095-5960（2018）03-0030-11；：F125；文献标识码：A一、引言及相关文献综述继习近平主席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之后，国务院于2015年3月授权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强调“一带一路”要从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领域推进重点合作[1]。在2017年5月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主席再次表明“一带一路”倡议要在已有成绩基础上于互联互通层面进一步积极作为[2]。很显然，“一带一路”不仅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涉及沿线大量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验、中国红利、中国模式需求的“供给”，而其持续性推进有赖于各类风险强度排序评估及相应应对。鉴于此，本文拟借鉴大战略理论有关如何推进一项方略、政策等宏观倡议的思考进路，通过建构“一带一路”风险评估体系，定量分析“一带一路”的不同类倡议推进手段面临的风险强度排序。同时，具体以关涉[本文来自于wWzz-news]“一带一路”定性研究较多的新加坡为个案，检验量化评估体系的可操作性，希望依托“截面数据”的分析，尝试为涉及更多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奠定基础。基于上述思路，相关研究主要涉及大战略理论、“一带一路”风险、“一带一路”与中新关系三个层面。第一，就大战略理论的研究而言，国外以克劳塞维茨（2005）[3]、保罗·肯尼迪（2005）[4]等为代表，国内以时殷弘（2008）[5]、王缉思（2016）[6]等为代表。相关研究全面论述从军事战略到今天涵盖各个领域的大战略理论及思想，特别是时殷弘教授建构了基于大战略理论框架来评估某一项方略、倡议、构想等宏观政策的分析范式。第二，就有关“一带一路”风险的研究而言，国内以定性研究为主且视角多元化，王义桅（2015）[7]、周方银（2015）[8]等侧重总体层面，张蕴岭（2015）[9]、李向阳（2015）[10]、王文（2015）[11]等着眼具体领域，主要涉及战略统筹、外交安全、地区地缘、经济金融四个层面；另外，以许勤华（2017）[12]、李香菊（2017）[13]等为代表的风险定量研究也逐步出现。第三，就有关“一带一路”与中新关系的研究而言，国内以张雨佳（2017）[14]、林智荣（2015）[15]、张述存（2016）[16]等为代表，主要关注“一带一路”中的新加坡定位及中新关系、服务贸易等具体领域的中新互动及风险应对、某省市依托“一带一路”与新加坡合作的关系三个层面。综上，现有相关研究已开始丰富，但是：第一，更多仅侧重某些具体领域的风险及应对，基于大战略理论系统考察宏观倡议的研究还存在不足；第二，现有研究多依托定性方法，而基于定量手段对风险强度进行排序的研究还需完善。二、大战略理论视野下的风险评估模型构建1945年，英国著名战略史家及军事思想家利德尔·哈特在其首版的《战略论》中指出，一国的大战略不仅应当在战争时期关注如何打赢战争，更需着眼如何实现战后和平，由此便涉及大战略与国家政治目的、政策手段等的关系[17]。而大战略理论经过与克劳塞维茨等著名战略学者思想的融合，并通过哈·麦金德等地缘战略学者的深化，同时也在时殷弘等国内战略领域顶尖专家的整合下，被当前学界主流定义为：国家大战略是国家政府本着全局观念，为实现国家的根本目标而开发、动员、协调、使用和指导国家所有政治、军事、经济、技术、外交、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