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协同机制及协同效应实现路径研究D2671009―2234（2016）12―0024―04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社会经济生活的复杂化，在一定意义上说，党风不正，腐败现象在现阶段还不能完全避免。〔1〕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呈现出新特征。就高校层面而言，完善内部治理、推进内涵发展是趋势所向，但党风廉政建设依然存在薄弱环节，违法违纪案件时有发生，特别是一些重点岗位和关键环节成为廉政风险易发、多发部位，这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形成“社会共识”。面对全面建设和谐校园、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校、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任务和要求，高校党风廉政建设系统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协同是现代管理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多元参与主体环境的客观要求，协同理论已广泛应用于各种不同系统的自组织现象的分析、建模、预测以及决策过程。尽管当前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协同问题备受重视，但基于“目标”、“利益”、“信任”等核心要素研究协同背后的逻辑和作用机理尚显不足，协同实践依然滞后，协同效应仍有较强提升空间。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和探讨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协同机制及其实现路径问题已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一、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协同机制理论基础反思和借鉴传统的社会治理、组织治理理论，适应社会多元化需求，旨在通过技术、形式和机制创新开辟改革新路的协同理论产生并不断发展。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协同机制主要源于集体行动理论和协同优势理论。曼瑟尔?奥尔森将个人理性作为集体行动的逻辑起点，认为个人理性在较大范围内易于导致集体行动困境，需要通过选择性激励加以消除。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以经济人假设为逻辑起点，认为个人并非完全理性并提出了自主治理理论。道格拉斯?诺斯认为人类行为要远比个人效用“理性最大化”复杂，人们除了财富最大化行为，还有自我约束和利他主义行为，这些都对集体行动的形成、维系和变迁产生影响。协同治理能够产生某种创造性的结果，而这种结果是各参与方凭一己之力所无法实现的（鹿斌，2015）。协同优势理论认为协同实现的目标已经超出了各参与方目标的层次，而是达到了更高的社会层面（Huxham，Chris.1993）。基于信任的协同行为成为社会承受风险的关键保障。协同行为中的成员结构具有模糊性、复杂性和多变性特点（Huxham，C?}Vangen，S.2000），因此需要协调、构建良性互动的合作关系，以适应协同行为进程中的多样变化，减少协同主体行为之间的摩擦，增强彼此的认同感和统一性。概言之，协同是整合、协调各方参与量以发挥合力作用和整体效应。协同模型是多元主体相互作用的运行机制，实际上是一种集体行动---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的过程（鹿斌，2015）。协同涉及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协调合作，但不同主体在合作中的利益是不同的。〔2〕目标不一致可能导致参与方的分离和冲突，参与方利益的分离和耦合对协同关系能否形成、协同效应能否发挥起关键作用，实际行动结果与预期的吻合程度与参与方之间的信任度呈高度正相关关系，目标、利益、信任成为发挥协同优势的核心要素。高校党风廉政建设作为一项长期、持久和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主体、目标、内容、手段和方式等具有多样化特征。虽然协同是多元主体环境下的必然选择并具有普适性特征，但在实践中协同能否发生、实行何种类型的协同机制、发挥多大程度协调效应，都将受到具体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协同机制的构建和协同效应的实现，需要透过对复杂现实的理论抽象，梳理协同内在的关系机制，如由“职责、流程、制度、标准、考核”构成的程序协同机制，由“组织凝聚力、制度约束力、教育说服力、监督制衡力、问责惩处力、队伍战斗力”构成的力量融合机制等；需要围绕治理层级和治理功能的整合，寻求高校内部不同职能部门协同推进党风廉政廉政建设的制度安排和实践举措。二、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协同机制现实困境“两个责任”、“三转”、“四种形态”有效地促进了以严明的纪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既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出了新要求，也为完善干部队伍建设指明了新方向。总体而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