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理论逻辑与时代价值李文丽Key：新时代;三治结合;乡村治理;理论逻辑;时代价值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自古以来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进入新时代，构建有效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农村社会繁荣稳定发展仍然是我国国家治理的重要议题之一。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乡村作为国家的基层治理单元，加强其治理的系统性和针对性，不仅关乎国家基础治理目标的实现，也关乎政权的稳固和党的长期执政能力的实现。本文对乡村治理这一论题进行研究，针对“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具体内容、理论逻辑与时代价值进行初步探讨和把握。一、“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提出及概念阐述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起源于浙江桐乡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是为协调农村公共事务、缓解农村治理矛盾而创立的基层治理模式。进入新时代，作为亿万基层人民群众创新精神的集中体现，这一治理模式由浙江桐乡试点逐渐上升到国家的顶层设计，并于2017年正式写入十九大报告。自治、德治、法治三者的定义既有传统治理的历史渊源，又融入了新的时代特征，其定义与相互关系可做如下阐述。自治，即基层群众自治，是指在一定居---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住地的人民群众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群众自治组织依法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其基本内容和核心是“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法治，与“人治”相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后，法治的含义包含了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由此，乡村法治可理解为，在农村弘扬法治精神，各组织团体和个人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参与乡村建设，严格依法办事，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使乡村基层政权和公共权力得到切实维护和有效保障。德治，发源于传统儒家文化，现代意义的德治可概括为：以道德规范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形成社会秩序的治理观念和方式，是一种非正式制度约束[2]。具体而言，是指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和乡村思想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使村民自觉遵守村规民约、重拾优良传统、塑造淳朴民风，从而实现调节乡村社会矛盾、教化乡村群众以及协调乡村社会关系的“软约束”功能[3]。创新乡村治理体系，需正确认识并处理好自治、法治、德治的关系，对此，指出：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4]。在面临乡村社会结构重塑和深刻变革的今天，应统筹各方、协同发力，实现自治、法治、德治三者的深度融合与互构，最终实现乡村善治。二、“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理论逻辑“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以马克思国家和社会理论为逻辑起点，同时对中国古代优秀基层治理经验守正创新，为新时代的乡村治理铺就了厚重的历史底色。协商民主思想则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时代表征与价值指向。此三方面的综合作用，使这一治理体系成为中国最具历史底蕴和理论渊源的基层社会治理体制。（一）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是乡村治理“三治结合”的逻辑起点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一理论范式，是将国家与社会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场域来考察社会科学领域的诸多问题。对于二者的关系，马克思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范式。首先，针对黑格尔从伦理观念出发解读国家与社会的三个发展阶段，马克思批判性地指出，由于受政治革命和市场经济的双重影响，传统市民社会---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与国家政权分离，由此形成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其次，针对黑格尔自在理性、神秘主义的唯心史观，马克思给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是从作为家庭和市民社会的成员而存在的这种群体中产生出来的”，因此，“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自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5]。恩格斯则进一步阐明了“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6]。最后，阐明了国家与社会的对立统一关系。马克思用唯物史观确立了“社会决定国家”的原则，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