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社会公正与社会排斥“内容摘要：三农问题是由于历史与现实、体制与制度等原因造成的长期无法解决的农民基本生存与发展问题，而这一问题的长期得不到解决、甚至产生恶性循环，使得农村、农业、农民与城市、东部与西部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差距，最终使作为共产党执政基础的主要社会群体日益弱势化，这是我国当前最大的社会不公正。而这种主要社会群体的弱势化趋势和社会公正的严重失衡导致了作为我国主要社会群体的农民日益被排斥出正常的社会政治系统和主流社会生活系统之外。因此，三农问题隐含的实质是社会公正失衡与社会排斥。关键词：三农问题社会公正社会排斥农业、农村、农民，一个天大的“农”字，成了绕不开的难题。“三农”问题是关系中国主要社会群体的头等大事。在20世纪80年代，农民和农业曾经引领制度创新、改革之先，农村社会生活一度欣欣向荣。但是进入90年代后，农村和农业在体制改革上不仅没有大的突破，反而因为旧体制的延续逐渐桎梏了农业市场化和产业化的发展，在农业生产力、农民收入的提高停滞不前的同时，农村的社会危机开始浮现，而危机的背后实际上就是社会公正的缺失和社会排斥。一、当前三农问题呈现的新特点：主要社会群体的总体弱势化其次，农村的生存状况恶化。一方面，由于农村县乡财政体制和政治体制之间的不协调，90年代以来，全国范围内县、乡两级地方政府出现普遍的财政危机，并最终转嫁为各种税、费、摊派的农民负担，结果不仅造成农村的进一步贫困化，而且导致统治形态趋于暴力化，农民实际日常生存条件恶化。也正因为此，基层干部队伍出现债权人化，日益异化基层政府的性质和农村基本经济政策，导致干群关系恶化。[3]同时因农民缺乏自身的基层组织和政治代表，在农民个体与政府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有意义的缓冲，他们原本已很有限的合法权益也因此根本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尤其在贫困地区，农村正常的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影响，村级自治基本上失去意义。另一方面，因现有的土地制度难以继续支撑农业增长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民的风险水平上升，自我保障能力下降。这等于强迫农民仅仅依赖人均有限的土地，在承担种植成本、口粮和各种税费摊派后，还要内部化所有的市场风险、自然风险和生命风险。反观小农经济时代，如果风调雨顺、租佃关系稳定、捐税合理，农民或可温饱。然而进入21世纪，我们看到农村人均占有耕地不断下降，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价格均缺乏适当的法律制度保护，同时农民教育、医疗支出上升等社会生存条件逐步恶化。在这种形势下，本来就已经开发过度、负荷过重的土地还能为农民提供什么保障呢？这就使得农村社会危机更加动荡。第三，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的原有基础设施功能退化，教育、医疗和其他公共产品安排名存实亡，农村市场萧条，农村金融萎缩，农民生产生活艰难，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图景已经成为历史。加上农业投资持续下降，农村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农业增产不增收，不少农村面临退回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压力。最近，国家治理大江大河的力度是很大的，成效也比较明显。但是由于农村的组织化程度和动员能力大不如从前，很多地方的农业基础设施难以得到保护和农业基础设施破坏严重，抗灾功能退化严重。以至于正常年景也灾害频繁发生，农业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潜在危险日益凸现。农村教育虽然教学楼比过去高了，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教育公共品不复存在，读书已经成为农民家庭的头号负担（家庭收入的36％）；据卫生部系统的一项调查表明，农村医疗支出户均500元，在农村生病住院已经是很奢侈的事情了，现在农民最怕的是生病。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农村的中学、公路等基础设施都由国家出资建设已经转入地方负责，而难以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农民已无力承担这些基础设施的安排。农民的购买力急剧下降，中西部的乡镇企业也因为农村市场的萎缩而难以为继，留念故土不再是新一代的农民观念，这也预示了城市的无秩序化时代的开始。加上近年除中央财政对农业投入有所增加外，省市县各级政府都不仅不对农业投入，相反，市、县、乡（镇）政府迫于数千亿债负（仅乡一级就高达2300多亿）和数百万超编人员的吃饭压力，还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