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历史研究与《历史学笔记》作者：李百玲：《河北学刊》2014年6期摘要：《历史学笔记》是马克思晚年所作的一部大型史学笔记，具有深远的意义。马克思一生的历史研究与晚年《历史学笔记》的写作具有内在连续性及逻辑共通性。本文通过回溯马克思的历史研究脉络，廓清了与《历史学笔记》写作的内在联系，阐释了《历史学笔记》在唯物史观上的发展，以及在马克思思想史上的理论地位和价值。马克思晚年最后一部手稿《历史学笔记》的写作是一个颇具深意的事件。这部140余万字的作品横亘1700余年历史时空，其记录重大历史事件所企及的历史纵深感以及触及欧亚非大陆地理空间的跨越感，充满史学家的非凡气度。尤为引人入胜的是，马克思一生对历史学的持续关注与深入研究，使得他逝世前留下的这部未面世的作品和唯物史观思想线索之间的内在关联成为留待后人探究的历史之谜。一19世纪，历史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历史这门学科，当时在诸如史料考证和客观性这些主要概念中，以德国的历史主义为标志正准备在19世纪的科学界占据主导地位。像列奥波德·冯·兰克、奥古斯特·贝克、雅科布·格林、卡尔·弗里德里希·艾希霍恩、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和泰奥多尔·蒙森这些十分重要的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法学家，继承了巴托尔德·格奥尔格·尼布尔，代表着传统的‘arshistorica’(历史艺术)的进一步繁荣和方法论上充分发展为历史科学。”[1](P171—172)故而19世纪被称之为“历史学的世纪”[2](P90)。马克思是上述思想家的同时代人，自然受到这一时代学术文化潮流的洗礼，重要的佐证之一就是马克思的一生从思想和行动上始终如一地重视史学研究对于这种重要性，马克思曾有过几次明确说明。18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宣称：“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3](P516)1850年代，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重申：“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做辅助学科来研究。”[4](P588)历史研究在马克思的研究生涯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早在青少年时代他就对历史学怀有浓厚的兴趣，毕生阅读了许多史学书籍，作了大量的摘录和笔记，写作了很多关于历史研究方面的著作。其中，十五岁时便写下了名为《查理大帝》的诗篇，歌颂神圣罗马帝国的奠基人查理大帝复兴文化、治理国家的功绩。马克思在大学时代热衷于阅读历史书籍，并自言“养成了对我读过的一切书作摘录的习惯，例如，摘录莱辛的《拉奥孔》、佐尔格的《埃尔温》、温克尔曼的《艺术史》、卢登的《德国史》，并顺便写下自己的感想。同时我翻译了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和奥维狄乌斯的《哀歌》”[5](P11—12)。马克思一生博览群书，在其早期的著作及书信中所涉及的史学家包括：古希腊的荷马、第欧根尼、拉尔修古罗马的凯撒、塔西佗；德国历史学家利奥、罗泰克、兰克、普菲斯特尔、施勒格尔、哥列斯、阿伦特亚历山大·荣克、蒙特、普芬多夫、克利斯提安森、马尔海奈凯、施维格勒等；法国历史学家托克威尔、毕，舍、卢·拉维涅、蓝盖、努加雷、勒瓦瑟尔、伏尔泰、拉马丁等；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弗安、培根等；意大利历史学家马基雅弗利、维吉里奥；瑞士历史学家哈勒等[6](P278—279)。回溯马克思历史研究的历程，大致可分为如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侧重于哲学史、宗教史、文化艺术史的研究。1830年代后期，马克思主要研究古希腊哲学史和近代哲学。1840年代初期，他将研究扩展至宗教史、艺术史、文化史，阅读并摘录了克·梅涅尔斯的《宗教批判通史》、巴尔贝拉克的《教父道德史概论》、伯提格尔的《论艺术中的神话》、鲁莫尔的《意大利研究》等，写下了以宗教史、艺术史为主题的“波恩笔记”。第二阶段历史研究的重点转向国家史、政治社会史。1843年6—10月，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期间阅读并摘录了大量国家史著作，如路德维希的《近五十年史》、瓦克斯穆特的《革命时代的法国史》、兰克的《德国史》、路易·勃朗的《十年历史》、汉密尔顿的《论北美》等；写作了包括《历史—政治笔记》、《法兰西历史笔记》、《英国历史笔记》、《法兰西、德意志、英国、瑞典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