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金融危机思想在我国新时代的理论发展与应对之策李祎刘吟霄Summary：马克思立足于唯物史观，通过解剖“资本逻辑”，发现金融资本从其诞生起就存在着发生危机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源于两个方面：一是货币在执行流通手段时产生的买和卖的分离;二是货币在执行支付手段时产生的赊购与支付的分离。针对我国新时代金融领域面临的风险，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金融风险防范进行了系统论述，提出要提高金融风险防范意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要回归服务实体经济、加快金融开放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金融危机思想。应建立健全金融监管体制、坚持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原则、稳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防范和化解我国金融风险，确保我国金融安全。新时代，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金融体制改革进程在不断向前推进。针对如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的金融危机思想，深刻揭示了金融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凸显了其对于经济平衡健康发展的基础性支撑作用。此外，总书记还从实践层面对我国如何做好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工作，如何通过精准施策规避、化解和消除金融风险进行了权威顶层设计。本文拟在考察马---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克思的金融危机思想及其在我国新时代的理论发展的基础上，提出我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对策，以确保我国金融安全。一、马克思的金融危机思想立足于唯物史观，通过对资本逻辑的政治经济学解剖，马克思敏锐地发现了金融资本的生产和运行过程中必然地会发生危机。也就是说，金融资本从其诞生起就存在着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这种可能性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货币在执行流通手段时产生的买和卖的分离。“流通所以能够打破产品交换的时间、空间和个人的限制，正是因为它把这里存在的换出自己的劳动产品和换进别人的劳动产品这二者之间的直接的统一性，分裂成卖和买这二者之间的对立。”[1]这一分离源于私有制商品经济本身固有的对立即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对立，直接表现为商品的二重性亦即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社会生产分工细化和交换空间的扩展，必然产生“二重设定商品的必要性”，即一方面是各种千差万别的特殊商品（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则是作为一般商品的等价物即货币，于是，商品体自身固有的矛盾决定并意味着“从一开始就包含着商品的这两个分离的存在形式不能互相转换的可能性”[2]。这样一来，“商品必须以任何价格转化为货币”的“绝对必要性”就内蕴着引发危机的可能性：只要买与卖发生断裂，“这时就会爆发普遍的破产，危机”[3]。其二，货币执行支付手段时产生的赊购与支付的分离。在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情况下，货币的价值尺度和价值实体必然发生分离。随着这种支付手段发展成为“信用货币”——价值本身“作为信用货币而存在”[4]，这种分离变得愈发明显和突出。买者即使没有现金，他也可以债务人的身份买进商品;同样地，卖者哪怕没有收到现金，他也可以债权人的身份卖出商品。商品流通的交互性和连续性，使得不同商品所有者之间缔结起连环的、交错的债务债权关系。和流通环节一样，在这里也存在着一个强制性的、不以商品所有者为转移的必然性：债务人为了按期还款，就必须把手中的商品卖出去，把商品转化为货币，一旦这种转换无法---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顺利完成，即一旦债权人无法按期收款就会引起支付危机，这一过程使得金融危机更容易发生。“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货币在两个不同的时刻分别起价值尺度和价值实现的作用，——危机的可能性就包含在这两个时刻的分离中。”[5]内蕴于金融资本之中的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必然地会在特定现实条件下成为现实，这就是危机必然地会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爆发的现实性。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性质，决定了危机必将在一定时期爆发的可能性。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前提的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一方面有利于资源在整个市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