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学与新时代文化建设Key：文化建设新時代现代新儒学内圣外王人本主义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国家的精神旗帜，迈进中国特色社会新时代，尤其需要文化软实力的强力支撑与推动。中华民族在自己漫长的历史途程中，曾经创造了独特而丰厚的文化遗存，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本文着重考察了儒家传统文化传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代表——现代新儒学的文化道德史观，以期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恪尽赞言赞力之效。方克立、李锦全指出：“所谓现代新儒学，是指‘五四以来，在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的刺激下，一部分以承续中国文化之慧命自任的知识分子，力图恢复儒家传统的本体和主导地位，重建宋明理学的‘伦理精神象征，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建构起一种‘继往开来、‘中体西用式的思想体系，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实出路。它主要是一种哲学和文化思潮，同时也包含着社会政治的内容。”[1]这是迄今为止对现代新儒学所下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定义。现代新儒学以创造性地重建传统的方式对中华民族在近现化历程中遭遇的危机与挑战做出积极的回应，以期解决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等关系问题，谋求中国民族文化的现代出路，创造性地构建出“中国特色”的哲学文化体系。一、现代新儒学文化保守主义的基本立场---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现代新儒学所持的“保守”并非通常所谓的泥古不化、规行矩步、不思变通的意思。韦政通的说法是“批判地继承，创造地发展”[2]，这是现代新儒学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心态。他们把近代以来中国之民族危机了解为一种文化危机，一种意义的危机，认为民族精神之重振和民族复兴之路在于重建中国文化，而中国文化又以儒家为正统，所以用“同情”和“敬意”的方式了解传统儒家，重建儒家道德的形而上学，护住中华民族“内在而超越”的文化慧命，乃是中国现代化历程的题中之义。（一）文化的民族性在历史观基础上，现代新儒学把民族的发展了解为一部文化的历史，历史文化是民族之客观精神实体的贯彻与生命的实现，因此民族的命运就是文化的命运，文化生命的消亡就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民族的消亡。在新儒学看来，强调文化的民族性是建构中国现代化过程的主体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必要前提。现代新儒学认为，现代化不是一个超越民族历史文化的抽象物，而是综合的、多元的和具体的。民族文化固然需要现代转化，然而其转化的可能性既存在于民族之内在的文化生命中，也存在于现代化本身的多元性格中，因为现代化从来就是民族文化的现代化，所以有其民族性的一面。现代新儒学在现代化的问题上坚持了文化历史观的立场，使自己区别于其他各种文化思想派别。在西方学者和中国的西化派论者看来，现代文化首先源起于十七世纪的西欧和北美，所以现代化便是接受西方的基本价值，就意味着不同的国家和民族都必须效法欧美，走欧美的路，对于东方经济落后的国家和民族而言，现代化只能是西化，这种“西化”取向在今天的一切“与国际接轨”的运动中还可看出些痕迹。“梁漱溟认为：‘假使中国的东西仅只同西方化一样便算可贵，则仍不及人家，毫无可贵！中国化如有可贵，必有其特别之处，必须有特别之点才能见长！这一‘特别之点，就是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精神，它不仅是中国的‘国粹中最优秀的东西，而且，还具有全人类普遍的价值意义。”[3]---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二）文化的世界性所谓世界性，也就是具有超地域、超民族的普遍意义。现代新儒家之所以有其久长的生命力，在于其立足于民族立场，同时又不绝对排斥西学，其针对西学而起，不固步自封、墨守成规，而是通过融合中西文化进而创造性转化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的现代化做出了卓越贡献。在现代新儒学看来，任何一个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文化价值系统，不能仅仅只从“本土”的意义上理解，而要同时看到其永恒价值，永恒的东西具有普遍意义，必定能走向世界，特立独行而不凋，放之四海而皆准，梁漱溟称此为“民族自觉”，他说，“吾民族实负有开辟世界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