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上贯彻民主集中制的会议典范作者：韩光宇：学习时报字数：4539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根本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然而对于它的理解和贯彻执行，始终存在不少差异和问题。我们党历史上的两次重要会议（一是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二是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堪称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领导制度的典范。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各种意见充分自由表达，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遵义会议上，首先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做关于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史称正报告。否认他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有错误。接着，周恩来做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军事工作报告，史称副报告。主动承担了个人在指挥战争中应负的责任，同时也批判了博古和李德。随后，张闻天做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史称反报告。内容是会前和毛泽东、王稼祥讨论的意见，主要是毛泽东的意见。三个报告之后，毛泽东第一个发言。他首先表态不同意博古的报告，认为其强调客观原因过多，忽略甚至回避主观方面的失误。然后总结归纳了第五次反“围剿”的错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紧接着王稼祥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并提议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周恩来发言中表示：完全拥护毛泽东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朱德、李富春、聂荣臻、刘少奇、陈云、彭德怀等发言，支持毛、张、王的意见，批评博古的错误。双方意见针锋相对，相互批评直言不讳。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出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大军区和中央各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共212人参加会议。华国锋在10日下午开幕会上宣布会议议题议程，11日即开始分组讨论。会议进程中，两次突破原定议题对有关问题进行热议，并指名道姓对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批评。第一次是会议安排讨论工作重点转移和有关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时，讨论刚开始，谭震林就提出要为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百万雄师”等一些历史问题平反。陈云在12日的发言中，提出要为“薄一波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和天安门事件平反，要重新评定陶铸、彭德怀等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等六条意见。他的发言受到与会者热烈响应，于是各组发言的重点都集中到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以及党和国家的民主法治问题上。粟裕讲，“四人帮”长期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是一个严重的历史教训，其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民主生活不正常，批评只能是上级对下级或平级之间，下级不能或不敢批评上级。谭震林说，一个领导人，如果人家讲了不同意他意见的话就叫反他，那还有什么民主集中制。张爱萍说，在悼念周总理问题上，“四人帮”的无理意见怎么能在政治局通过？让多数服从少数，这不正常，是严重教训。于光远在和别人的联合发言中提出：民主不是恩赐的，恩赐的民主是靠不住的。还有人发言说：“文革”中那么多身经百战的老革命被迫害致死，深刻说明我国还是一个“人治”的社会。第二次是会议安排讨论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和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时，有位同志在发言中对自己过去坚持“两个凡是”的行为进行辩解，由此引起了与会者的激烈批评，顿时，真理标准问题又成了会议讨论的重点。习仲勋说，关于实践标准的问题，是个思想路线问题，对实际---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工作关系很大，是非搞不清楚，就不能坚持实事求是。徐向前说，实践标准，关系到我们究竟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丰富、要发展，不能把革命导师的每句话永远不变地照搬。江一真首先在发言中点名批评了汪东兴。紧接着，于光远和《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也点名批评汪东兴坚持“两个凡是”、阻扰邓小平出来工作、压制真理标准讨论等错误。随后，各组陆续出现点名批评汪东兴的发言。经过尖锐激烈的思想交锋，一些对真理标准问题有疑虑的同志思想有了转变，作了自我批评。在12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汪东兴就自己的错误做了检查。华国锋在闭幕会上讲话时，就“两个凡是”问题做了自我批评。这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