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要痛下猛药整治形式主义以史为鉴，古为今用。这是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必须坚持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根本问题。本文先从一个古代“治虚”的故事说起：明朝洪武八年前后，全国各地接连发生了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朱元璋皇帝下诏让朝臣上书议论朝廷政策得失，以便改正。时任刑部侍郎的茹太素写了一份奏章，洋洋洒洒长达17000多字。看到这份奏章，朱元璋皱了一下眉头，便让中书郎念奏章。中书郎接过奏章便一字一句地念了起来，念到约16500字时已口干舌燥，而此时朱元璋尚未听到重点，于是勃然大怒：“虚词失实、巧文乱真，朕甚厌之！”立即令人将茹太素召至殿上当面责骂，并暴打了一顿板子，以示惩戒。尽管茹太素在剩下的500字奏章中，提出5条建议被朝廷采纳了4条，但却因为奏文冗长挨了一顿暴揍。《明史·茹太素传》记下了朱元璋的感慨：“太素所陈，五百余言可尽耳。”此后，朱元璋下令制定行政文书规范：“颁示中外，使言者陈得失，无繁文。”从这个故事使我们联想今天整治“会议多”中的形式主义。这东西之所以屡受群众诟病却又屡禁不止，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虽然大家人人深恶痛绝，可又往往缺失痛下猛药的决心和对策。正是从这个角度想开去，茹太素“虚词失实”挨暴揍的教训就有了现实活性。凡经历过20世纪40年代、50年代的人，大概都知道这样一句民谚：“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会多，曾经是我们党实行民主、顺应民意的一个标志性景象。不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大事小事都要开会研究。开会干什么？一是集思广益，民主决策；二是“洗澡”“洗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三是学习贯彻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明白大是大非。开会，既是民主集中制的表现形式，也是上下级、同志间互相沟通、求同存异的最好方法。发扬民主，调动群众参政、议政、监督的积极性贯穿其中。其重要意义，诚如那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所唱的那样：“他实行了民主好处多”。显然，这个“会多”是一个正能量。然而，凡事皆有度，物极必反。1952年秋，中共中央西北局调查组发现，咸阳一区7月至10月，区干部因经常开会及配合各方面工作太多，导致中心工作没有按期完成，干部们有怨言。这事引起了毛泽东同志的高度重视，1953年3月，亲自起草了中央《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1960年3月30日，他又亲自写下了《反对官僚主义，克服“五多五少”》的党内指示，其中列举历城县委在70天的时间内，县委及县委各部门召开各公社党委书记和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184次、电话会议56次的典例，明确指出，这种情况是不能继续下去的，物极必反……从这开始，“五多”问题一直为我们党改进工作作风所重视。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出台了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提出反对“四风”和“三严三实”的具体要求，都把纠治“五多”作为了重点内容。然而，值得高度警惕的是，“会议多”的问题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因我们的强烈反对而消停，而是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甚至在一些地方成了“臭豆腐”：一边吆喝“精简会议”，一边把开会当了“妙招”；一边要求“减少陪会”，一边将“开设XX个分会场共产党人参加”当作了成绩，把“中心组学习带机关、带直属单位”当作了经验；一边表示“下决心把会议减下来”，一边宣扬“逐级开会贯彻”“层层统一思想”。于是，报上便出现了新的“景观”：某贫困县的县委书记仅一个上半年，就参加了上级召开的几十个会议，加上县里召开的各种会议，粗略算了算，平均下来几乎一半的时间在开会；地处西部边疆的基层连队，连长、指导员在27天里，参加了26次各种会议……于是，听领导干部抱怨：“要么在开会，要么在去开会的路上”，想深入基层也深入不下去；听机关干部喊累：“领导开会，机关遭罪”，既要整理领导发言材料，又要处理日常工作，“加班加点”成了常态；听基层干部叫苦：“上级要求我们狠抓落实，蹲点一线解决矛盾和问题，但我们却被上级召集的各种会议‘缠住了’”；而群众则戏谑：“领导干部的主要工作就是开会”。其负面影响，正如坊间一副对联——上联是：“今天会明天会天天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