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体，它受制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总体状况，特别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跃进是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决定性因素，主要矛盾阶段性转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根本依据，同时孕育体现新时代解决矛盾的新理论、新战略。也就是说，社会生产力发展决定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决定新时代的到来，产生作为新时代标志的理论及其方略，这就是新时代主要社会现实的内在逻辑，它们以主要矛盾转换为基点，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依据。引言：时代分析的理论途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宣布：“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深入研究这一重要政治判断的依据，有助于我们理解在全而深化改革中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有助于认识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中国的生机和活力，进而有助于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观察，社会发展时代或吋期的划分依据是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及其矛盾主要方面的阶段性标志。这样就产生了三种时代划分，一是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统一体即生产方式，特别是生产力，作为划分依据，如将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划分为工具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知识时代四个时代或四种类型的文明。［1］二是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统一体即社会形态，特别是生产关系作为划分依据，如原始社会、奴---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的划分。三是以变革制约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基础或上层建筑内容作为划分依据。这种划分的具体依据呈现多层次多维度，如国际层面的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冷战时代、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划分；国家层面的民族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的划分；同一历史时期的里根时代、老布什时代、克林顿时代的划分等等。以社会基本矛盾的某个方面为依据划分时代，便于具体专业领域的研究，可以更好地把握研究对象的历史进程。但是，这种单一的时代划分依据不能全方位理解新时代的复杂性。因为新时代的到来同时受制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多重因素，受制于社会基本矛盾的阶段性表征即社会主要矛盾。本文试图整合主产方式、社会形态和改革战略三种途径，综合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依据，以期深化对新时代的理解。一、工业化向信息化转变的生产力水平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历史性跃进是中国特色进入新时代的重要依据。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虽然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总体上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半产力水平低下，各种日用消费品供不应求，只能按人口实行配给制，凭票供应，处于短缺经济时代。经过近40年现代化建设的不懈努力，无论生产要素的质量，生产过程的组织，还是财富增长的结果，生产力发展水平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步入消费经济，生产力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已经或止在实现跨时代的飞跃。其一，生产力要素的科技水平进入工业时代，并显现向信息化、智能化---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转变的趋势。2016年，中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由改革开放之初百分之十几发展到56%,主要农作物生产作业的综合机械化水平超过65%,主要农作物科技改良品种覆盖率达到96%o［2］工业技术方面，2010年中国专利拥有比例和人均信息和通信技术出口高于世界平均值。2010年中国ISO认证企业比例、接受过中等教育的劳动力比例已达到经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3］服务业呈现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化趋势。城市电子商务发展迅猛并快速覆盖农村。2016年农村电商已覆盖全国2/3行政村，实现增加值达到8945亿，吸纳劳动力2100万。［4］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要素具有强大的扩张能力。马克思说：“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他以化学为例说明「'化学的每一个进步不仅增加有用物的数量和已知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