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待资本主义：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问题——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作者：秦益成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红旗文稿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一方面要反对资本主义（“制夷”），以实现民族独立解放，另一方面又要学习资本主义（“师夷”），以反对封建主义，实现繁荣富强。“师夷”、“制夷”是中华民族遭遇资本主义的本能直觉；随着历史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师夷”、“制夷”上升为“反帝反封建”；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取得，我国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从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历程可以深刻洞察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从而更加坚定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一、“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历史际遇在《资本论》第一版的序言中，马克思说：“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0页）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也陷入这样的境地。一方面，苦于外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这一历史际遇决定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要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又苦于内部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中国仍停留于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占主导地位，政治上、文化上的封建专制主义压制着新兴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这一历史际遇决定了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要学习资本主义。因此，“两个苦于”的历史际遇决定了中国近代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两个主要矛盾，而且决定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就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使得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被破坏；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明显的优势。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已经完全不同于纯粹意义上的自然经济，它逐渐服从于国际资本的需要，充当了国际资本扩张的空间。处在这种历史境遇下的封建专制主义，也完全不同于纯粹意义上的封建专制主义。它已经依附于帝国主义，成为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的社会基础。鸦片战争之后一百余年来，中华民族的苦难正是“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871页）的写照。二、如何反对资本主义，如何学习资本主义：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历史主题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中国各派政治力量都提出了自己的救国兴邦方案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直至资产阶级性质的辛亥革命，以及各种“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良好愿望。所有这些救国兴邦的方案中，无不贯穿一个主题：即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问题。毛泽东曾指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是在这样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联中走过的。这是一个历史的特点，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过程中的特点，而为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4页）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和学习也经历了由“形而下”的“器物”层面到“形而上”的“制度”层面。但是，在真心实意“向先生学习”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总是摆脱不了“先生打学生”的厄运；所有这些救国兴邦方案和良好愿望，作为应对西方“坚船利炮”、应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斗争和探索，都失败了，虽然它们在不同程度上也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但未能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失败的原因何在？关键在于这些方案都没有超出也不可能超出封建主义（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或资本主义（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