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之长，德与才的千年缠绵--明阳天下拓展培训很多公司的领导者常常感叹招不到人，但“人才难得”可能只是一个伪问题。“德才之辩”在中国历史上蔚为大观，但真正伟大的公司领导者正需要放开心胸与眼量，不拘一格，让人从“无用”到“有用”，从“小用”到“大用”。“一、组织领导人多方面的“人之惑”蝴蝶模型的动力枢纽是“人”，处在模型最中心的位置。一个组织能不能开创，能不能发展，除了“天时”以外，最核心的因素就是人。对组织领导者来说，最感困惑的问题往往也是人。“人之惑”是多方面的，首当其冲的一个问题是很多领导者感叹招不到人，人才难得。比如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帝就叹息自己得不到岳飞这样的将领；创造了“文景之治”的汉文帝也同样感叹：“唉！我偏偏得不到廉颇、李牧（战国后期赵国名将）那样的人做将军！有了这样的将军，我难道还担忧匈奴入侵吗！”柏杨认为崇祯帝其实拥有一位岳飞，就是袁崇焕。袁崇焕在当时正所谓“国之长城”，清朝开国皇帝努尔哈赤事实上死在他手中。不过，崇祯帝中了清朝的反间计，自己把袁崇焕杀了。汉文帝事实上也已经拥有廉颇、李牧这样的人才，比如魏尚，不过魏尚因为“上报斩杀敌军首级的数量差了六个”，给汉文帝下了牢狱。因此，当汉文帝发出人才难得的感叹时，他的宫廷保卫署署长冯唐抢白说：“陛下即使得到了廉颇、李牧，也不能任用他们。”从以上案例分析，人才难得的问题跟如何识别人才、会不会使用人才、能不能信任人才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其中又有一个特别底层的问题：究竟什么样的人是人才？在中国历史上，人才标准的问题不能不谈到“德才之辩”。二、司马光“德才兼备论”VS曹操“唯才是举”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首年（前403）就详细讨论人才标准的问题，足见此问题在司马光心中的分量。才与德是两回事，而世俗之人往往分不清，一概称之为贤明，于是就看错了人。所谓才，是指聪明、明察、坚强、果毅；所谓德，是指正直、公道、平和待人。才，是德的辅助；德，是才的统帅。德才兼备称之为“圣人”；无德无才称之为“愚人”；德胜过才称之为“君子”；才胜过德称之为“小人”。挑选人才的方法，如果找不到圣人、君子而委任，与其得到小人，不如得到愚人。原因何在呢？因为君子持有才干把它用到善事上；而小人持有才干却用来作恶。持有才干作善事，能处处行善；而凭借才干作恶，就无恶不作了。愚人尽管想作恶，因为智慧不济，气力不胜任，好像小狗扑人，人还能制服它。而小人既有足够的阴谋诡计来发挥邪恶，又有足够的力量来逞凶施暴，就如恶虎生翼，他的危害难道不大吗？有德的人让人尊敬，有才的人使人喜爱；对喜爱的人容易宠信专任，对尊敬的人容易疏远，所以选拔人才者经常被人的才干所蒙蔽而忘记了考察他的品德。自古至今，国家的乱臣贼子，家族的败家浪子，因为才有余而德不足，导致家国覆亡的太多了！所以治国治家者如果能同时审察才与德两个方面，知道选择的先后，又何必担心失去人才呢！德才兼备的“圣人”具有强烈的理想色彩，在现实生活中难得一见。在其余三类人中，司马光强调人才选拔的次序是，先“君子”，其次是“愚人”，而一定不能任用“小人”，因为“小人”无德而有才，具有作恶的能力，对国家来说是乱臣贼子，对家庭来说是败家浪子。概括起来，司马光的人才标准是“德”具有一票否决制。雄才大略的魏武帝曹操在人才观念上跟司马光完全不同。210年，曹操下令说：“假如必须是清廉的人才能使用，那么，齐桓公（管仲辅助他成为春秋首霸）又怎能称霸于世呢？大家要帮助我显扬高明人士，即使身份卑微，也要推举，只要有才能就进荐上来，让我能够任用他们！”曹操的用人哲学是：“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鲁迅说：“曹操征求人才，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就可以。”柏杨则说：“曹操是一个力行实践的政治家，他的用人行政，只要求才能，而不过问私生活。”在人才标准的认定上，司马光和曹操差异很大。但有意思的是，司马光又对曹操的用人哲学大加赞赏。220年，曹操逝世，司马光这样评价曹操：曹操知人善任，善于洞察别人，很难被假象所迷惑；能够发掘和提拔有特殊才能的人，不论地位多么低下，都按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