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文士和寺庙僧侣在茶学的形成和茶文化的发展传播方面有着特殊的贡献。寺庙僧侣经过长期的劳动实践,不仅会种茶、制茶,而且精于茶术。而士大夫阶层创造性的发挥,又把茶的知识不断艺术化、理论化。从张孟阳“芳荼冠六情,溢味播九区”,左思的“心为荼荈剧,吹嘘对鼎沥”的诗句,我们可以看出魏晋时代的文士已不是简单的饮茶了,他们通过茶的烹煮饮用的全过程,精神上已得到了极大的享受。盛唐时期已处在我国茶业生产蓬勃发展的时期,饮茶风尚也加速由南向北传播、普及。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长期生活在南方产茶地区,从小在寺庙里长大的陆羽(737-804年,唐代竟陵人),不但熟悉茶事,而且以煎得一手好茶而闻名。作为一个有心人,陆羽一直注意收集历代茶叶史料,并亲自参与调查与实践,总结几十年宝贵经验,于唐上元初年隐居浙江苕溪,写出了我国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茶经》是一部科学巨著,系统地全面地总结了中唐以前有关茶的生产利用经验,形成完整的茶学理论。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茶叶的药用在我国已有悠久的历史,相传神农氏就已知久服茶茗令人有力悦志的作用,故《茶经》日“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东汉时名医华佗在《食论》中说“苦茶久食益意思。”到了唐代,人们对茶的药理作用更为注意,《茶经》卷上有饮茶治“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的记载,并选登了几个治病的方子。现引用如下,以略见唐代茶叶药用的概况。①、“茗,苦茶,叶甘苦微寒无毒。主痰疮,利小便,去痰渴热,令人少睡。秋采之茗,主下气消食。”②、治疗积年痰疮方“苦茶、娱蛤并炙,令香热。等分捣筛,煮甘草汤洗,以末傅之。”⑧治疗小儿无故惊服方“以苦茶、葱须煮服之。”茶树本是我国南方部分地区的一种野生植物,首先开始人工栽培的是地处南方山林的佛教僧侣。他们为了供佛和坐禅的需要,在寺庙周围种植茶树,采制加工茶叶。“寺院茶”成了寺庙经济的组成部分。唐代许多茶叶的名品当时都出自寺院。所以在中唐以前,寺庙茶园在茶叶生产上一直占据了重要位置。此后,由于对茶的社会需求量不断增加,地方官员还在南方原先不产茶的地区,通过行政手段推广制茶,因此,茶的种植面积迅速扩大,茶产量越来越多,对茶叶的制作也越来越精,随着饮茶之风的进一步普及,茶叶已经在唐代具备了商品属性,进入了流通领域,进而出现城市商业茶馆,大宗茶市应运而生。此时茶叶的药用性逐渐淡化，商品属性加强。封演《封氏闻见记》记载:“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就是说,到盛唐,由于教禅宗允许僧人饮茶,而此时又正是禅宗迅速普及的时期,世俗社会的人们对僧人的饮茶也加以仿效,从而加快了饮茶的普及,并很快成为流行于整个社会的习俗。喝茶的人多了,就出现了很多出售茶汤的茶馆,而且茶的产量和品种也开始增多。唐代中叶以后,大江南北的官、士、僧、道、市民、农夫等皆饮茶。据《旧唐书·穆宗本纪》记载,盐铁使王播请加茶税,拾遗李压反对说“茶为食物,无异米盐。田间之间嗜好尤切。”这种和米盐一样成为人们生活必需品的茶叶是不可课以重税的,否则会引起人们的反对。据《新唐·隐逸传》记载成都人朱桃椎“澹泊绝俗,结庐山中·夏贝傲冬缉木皮叶自蔽,赠遗无所受。尝织一、履置道上,见者日‘居士履也。’为胃米茗茶叶易之,置其处,辄取去。”可见隐士也以茶为必需的生活用品。另外,唐中叶后,都市多设茶馆卖茶,《封氏闻见记》说“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唐文宗大和九年公元年甘露之变后,大臣王涯枪惶出逃,“至永昌里茶肆,为禁兵所擒。”《旧唐书王涯传》也证明唐代都市多有茶肆的事实。由于各阶层嗜茶成俗,出现了许多地区的民众“比屋之饮”茶经》卷下的盛况。唐代某些人因嗜茶无度,竟被茶伤致病。李石《续博物志》卷五载“伯熊饮茶过度,遂患风气或云,北人未有茶,多黄病后饮茶,多腰疾偏死。”这或许是在世人嗜茶成风的大气候下,过度者难以逃脱的下场吧。此亦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唐代人的饮茶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