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制度史纵论一、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发展线索和基本规律中国有着数千年的文明传统，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发展线索，突出表现在它的高度稳定、陈陈相因上面。当然，历代的政治制度屡有变易，但从总体来看，它的继承大于变革，因袭多于创新。大体上，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发展线索，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政治专制集权与社会分散放任的平衡中国的政治制度虽然千变万化，但有一点数千年未变，这就是政治统治一直保持着高度中央集权，而社会管理一直高度分散，自行其事。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上的国家事务在春秋战国以后一直以成文规范为主，高度集权，而社会事务一直以习惯制度规范为主，高度分散。政治有着两重含义：一是政治统治，一是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在中国古代，凡是统治需要的，都控制得十分严密，权力十分集中；凡是社会需要的，却又放得太开，过分自由。因之，中国人在对中国到底是过于集中还是过于分散的问题上，常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是诅咒集权，一是抱怨分散。前者如历代对秦始皇专制的抨击，后者如孙中山对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感叹。正基于此，费正清先生把中国古代的政府称之为“自私自利的政府”，即政府自身的统治能力很强，而社会事务的管理能力很弱。这一点，决定了中国政权结构的倒金字塔型。马克思曾对法国政府及其政治统治分析道：“在法国这样的国家里，行政权力支配着五十万以上的官吏，也就是经常和绝对控制着大量的利益和人；在这里，国家管制、控制、监视和监护着市民社会——从它那些最重大的生活表现起，直到最微小的生活表现止，从它的最一般的生存形式起，直到个人的生活止；在这里，这个寄生机体由于非常的集权制而无处不在，无所不知，并且极其敏捷、极其灵活，同时现实的社会机体却又是极无自动性、极其软弱、极不固定。”(《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4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中国古代政治统治和社会生活的关系，与马克思对法国集权制政治的分析何其相似乃尔。鲁迅也专门写有《沙》一文，称：“官僚虽然依赖朝廷，却并不忠于朝廷，吏役虽然依靠衙署，却并不爱护衙署，头领下一个清廉的命令，小娄罗是决不听的，对付的方法有‘蒙蔽’。他们都是自私自利的沙，可以肥己时就肥己，而且每一粒都是皇帝，可以称尊处就称尊。”从先秦开始，中国的政治结构就出现了集中和分散的萌芽，但由于当时的政治活动中国家统治功能与社会管理功能高度混同，所以，这一时期集权与分散的分化还未最终定型。西周时期，君主并不过于专横，而诸侯有着较大的自主权，其原因就在于国家统治事务与社会管理事务通过宗法制结合在一起，统治者通过政治统治来管理社会，同时又利用社会管理来维持政治统治。从秦到清，政治上不但建立了中央集权，而且在不断强化。秦始皇时，试图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在皇帝手里，“天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凡是历史上杰出的皇帝，如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与成祖、清圣祖与世宗，无---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不想方设法加强中央集权。皇帝专制集权的程度越来越高。但是，正因为政府的自私自利，由于政府控制手段的不完善，由于官僚之沙“每一粒都是皇帝”，更由于过于辽阔的国土导致严密管制之难，特别是老百姓并不在乎统一不统一，如果不统一的日子被统一过得好，他们肯定会拥护“现管”的统治者。追求统一的功绩，只是皇帝的事。所以，皇帝在不断加强中央集权，然而分裂却每每不断，为了制止分裂，中央集权要强化到尽可能的极端程度。在这种分裂和集权的循环中，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到宋以后达到了世界无双的水平。宋以后，地方再无分裂割据的可能，到了明清两代，中央集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后来由于火器的引入和战争方式的变化，从晚清到民国，又出现了不同于古代的分裂与集权的斗争。另外，由于历史上管理条件和管理能力的限制，古代的国家机器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现代国家对社会的管理水平。所以，古代所能集中的权力，基本上都属于政治统治权，而社会事务的管理，国家政权则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