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企业执行低碳战略的市场动力及政策干预路径---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F273文献标识码：A：1007-2101（2014）03-0105-032009年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作出了碳减排的庄严承诺，自此，低碳发展成为我国的宏观经济战略之一。此后，“十二五”规划将发展低碳经济作最核心的理念，李克强总理在南非德班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表示“节能和环保不仅是一个长期战略，同时还是中国一个迫切的实际选择。”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将“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问题之一。然而，低碳发展战略这一国家意志要得到执行，还必须调动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当市场动力不足时，对政策干预路径的选择至关重要。一、低碳战略的执行需倚重市场动力低碳发展与绿色清洁发展既有一致的价值取向，又有一些新特点。一方面，低碳经济强调节约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转换，加之温室气体与污染物排放往往具有同根同源的特征，因此，低碳发展是从能源领域向绿色发展模式的趋近。另一方面，二者在产生背景上又有较大差异。绿色清洁发展的提出更多地是为了突破我国经济发展中日益收紧的资源环境约束，而这种约束直接反映在日益提高的资源进口比率、日趋上涨的原材料价格、国内环境污染对公众健康造成的明显影响等方面，公众、企业、政府的共同要求，使绿色发展的合力较易形成。而低碳经济产生于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集体行动，它由学术界倡导，靠国际协议对各国政府“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来约束，更多地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路径”[1]。尽管低碳经济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但它作为一种公共管理事务而非单纯的行政事务，又必须依靠公众和企业的协同配合才能得到实施。发达国家碳排放的2/3左右是发生在建筑、交通等消费领域，而中国碳排放的70%以上是在工业生产领域[2]，因此，工业企业的碳减排行为对于我国碳减排目标的完成具有关键作用。同时，企业还是低碳产品与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对于引领低碳消费具有重要作用。当前，我国的碳强度控制与经济结构调整战略并行，体现在微观层次就是要求企业通过创新这一“创造性毁灭”过程，向低碳化转型。从环境友好的广义角度，企业采取绿色行为并获得竞争优势的源泉来自于“三重许可证”，即政府管制形成的管制许可证、利润动机形成的经济许可证和社会反响形成的社会许可证[3]。然而，绿色技术、环境保护、生态友好等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与低碳经济并不完全一致，加之低碳经济的战略性质及规制现状，使得低碳经济的执行动力更为倚重经济许可证，即市场激励。首先，政府监管的威慑作用对于保证最低环境质量是不可或缺的，但由于二氧化碳具有不同---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于污染物的属性，加之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开展碳减排只是道义行为而非法律义务，因此，现阶段针对碳排放的全面法律规制难以操作[4]。近年来，随着节能减排在我国政绩考核中由“软指标”上升为硬指标，签订“军令状”式的行政手段成为各地推进节能减排的强大动力。行政监管在强制淘汰落后产能方面确实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也导致“一刀切”式拉闸限电、数字“掺水”、阴奉阳违等非正常现象，且不能激励企业在达标之后进一步提高能效。这样，管制许可证对低碳经济的刺激处于疲软状态。其次，由于温室气体排放对居民健康与生活的影响是慢性的、间接的，不像污染防治那样容易引发公众的切肤之痛和强烈的参与动机，因此，社会许可证借助声誉机制对低碳经济的监督与激励作用可谓微乎其微。作为市场经济中的赢利性组织，市场激励是企业执行低碳战略的最为强大、效力最持久的动力源。现代公司治理已由“为股东负责”的单向模式，转向以利益相关者（供应商、债权人、客户、社区、员工等）为基础的共同治理模式，多元化的利益相关者推动着企业将低碳纳入经营目标（见图1）。具体而言，消费者基于对低碳产品和服务的偏好而“用货币投票”，构成了引导企业低碳化生产的源动力；投资者基于融资企业的碳排放、环境经济绩效等信息而决定是否投资，决定了企业能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