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刚毕业不久的于建嵘博士在香港与北京所做的一系列演讲中强调，当发展和稳定成为时代主旋律时“革命最终在政治行为和社会意识中都被宣告终结”。但如果在追求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不能建立以社会各阶层均衡发展的公平体制来防止占人口绝对大多数的工农的边缘化，不能通过制度化的形式来保护工农的基本权益，不能在新的价值和意义上解放工农”，那么要“告别革命”就只能是一种空想的愿望，甚至是对革命动员时一切政治承诺的背弃。八年过去了，情况发生了什么变化？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的于建嵘，以新著《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为这一问题交上一份自己的答卷。熟悉于建嵘著述的读者不难发现，这部系统论述抗争性政治的学术专著中大量地包含了他近年来在国内的学术刊物与大众媒体上发表的文章的重要片段，以及在境外出版物和高校演说中一再提及的核心论点。但这并非一本简单的合集，而是在收束生命的游丝、整合思维的碎片之后，向我们展示了初成体系的关于转型期中国社会冲突的研究成果与政策建议。以文献研究和理论归纳为背景，通过大量贴近式的调研、访谈与观察，获取丰富、客观的第一手材料，更是为关注、直面与归纳中国底层社会发展和演进逻辑提供了真确坚实的实证基础，反映出于建嵘在学术路向、学术结构与学术风格上的一致性。于建嵘毫不讳言，社会冲突问题这一政治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我们在关注现有体制的政治动员和整合效果时，也绝不能忽视现有体制的裂度。如果能够在制度的框架内净化、吸附、调解和排释急剧转型的社会中民众的情绪、怨愤和不满，那么并不会出现体制性的断裂。但假如某些掩耳盗铃式的主流话语体系狭隘地将社会冲突视为社会的“病态”，“并在‘注意政治影响’的名义下将中国社会经常发生的各种抗争活动掩盖起来”，只能让执政者无法接受甚至排斥社会各群体的利益诉求与利益表达，让高度理想化的政治建构导致的空泛政治说教取代了正视社会现实政治生态的实事求是的政治路线。正因如此，于建嵘特别提出“抗争性政治”这一去冲突性、去对抗性的概念，以政治的眼光对底层民众的制度化或反制度化行为进行解读，力图避免简单粗暴的“不明真相”、“别有用心”式的脸谱式定义，并期望能代替“生存伦理”、“依势博弈”、“边界冲突”等其他学者的研究逻辑。了解于建嵘的基本价值与方法后，就不难理清他在书中所讨论的若干议题的逻辑结构与思想线索：从社会冲突的基本理论及其在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具体表现出发，重点分析集体行动与维权抗争、群体行动与社会泄愤这两大类现实问题，并从风险管理、政权建设与社会治理的角度，系统地提出化解社会冲突的政策性建议。在于建嵘看来，转型中国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的阶段，在现代性孕育和稳定的同时，现代化过程本身却滋生着不稳定性的可能。近三十年来，中国的社会冲突由知识精英主导的进取性争权活动演化为以工农为主体的多发性、分散性的维权活动，并繁衍出无对立双方、无磋商对象、不具有“政治对抗”涵义、仅以表达和发泄不满为主的“泄愤冲突”。但从本质上说，“当前中国的社会冲突是一种利益博弈方式，涉及的是不同阶层和民众的具体利益，民众没有反体制的政治诉求”。如果能暂时放下某些过分敏感的思维方式，不难得出以下结论：低烈度的、工具性的、制度框架内的冲突，完全具有释放敌意、调和利益、整合社会的正面作用，换言之，在这种“好的”社会冲突之中，我们并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敌人”。---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但是，于建嵘也提醒我们要注意有可能真正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两个隐患———社会转型中形成的“排斥性体制”，以及高度紧张的管治者过分强调的“刚性稳定”。排斥性体制具有三方面的特征：代表权力主体的政治精英、代表资本主体的经济精英和代表文化主体的知识精英已经形成具有相对稳定边界的社会统治集团；广大工人和农民的边缘化程度不断加强，成为了社会弱势群体；这种二元分割的排斥性体制具有内在的稳定性与不可逆转性。事实上，这是于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