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交响音乐创作：问题与探讨李诗原【专题名称】舞台艺术【专题号】J5【复印期号】2009年03期【原文出处】《艺术评论》(京)2009年2期第33～37页【英文标题】OnChineseSymphonicMusicCompositioninNewPeriod:ProblemsandInvestigation【作者简介】李诗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新时期中国交响音乐创作取得了辉煌成就，不仅推出了一大批成功优秀的作品，锻造出一大批交响音乐作曲家，而且还在音乐体裁、表现形式、风格技法以及思想、精神、气质等方面也都展现出极大的创新，使中国交响音乐走出了“五四”后三十年的初创阶段，建国后三十年的摸索阶段，而进入一个相对成熟和不断发展的时期。交响音乐是一个国家文化艺术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新时期三十年交响音乐创作所取得的成就，无疑也是这一新的历史阶段中国文化艺术事业得以极大发展的一个有力证明。它见证了改革开放给中国文化艺术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动力，也可视为新时期解放思想的重要成果。但新时期三十年的交响音乐创作，尤其是近十年的交响音乐创作，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本文旨在提出问题并做出相关探讨。第一，交响音乐创作展现出了多元化格局，但却缺乏一个多层次、多指向且各自相对独立的体系。交响音乐创作出现了多元风格和多元价值取向：有歌颂祖国、歌颂党、歌颂军队、歌颂人民的“主旋律”作品，有追求技巧性、探索性、学术性的“学院派”作品，也有取悦于大众的通俗性、商业性作品。这无疑是可喜可贺的，它体现出了“主旋律”前提下的多元化，符合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基本要求。但也不难发现，这些不同风格和价值取向的作品却往往共享同一平台，同属同一个价值体系。这就带来两个弊端。一是这些不同风格和价值取向的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价值的缺失。有的作品写得“学院派”，很有技巧性、探索性、学术性，音乐批评家非常喜欢，因为这类作品总是让批评家们有话可说，但一般听众不喜欢，所谓“叫好不叫座”；有的作品大众很喜欢，很“叫座”，但经不起学术分析，缺乏交响性，技巧性也很差，更没有什么技法风格可圈可点。一些“主旋律”作品在演出形式上、阵容上搞得很豪华，但在思想内容上却显得苍白，甚至出现一种新的“假大空”，无法和建国后那些“红色经典”作品相媲美，在写作上也有粗制滥造的痕迹，“完成任务”、“交作业”的应付痕迹难以掩盖，显然没有过去那种“十年磨一剑”的精神。鱼和熊掌是不可以兼得的。坦率地说，真正“叫好”的作品未必“叫座”，“雅俗共赏”对于交响音乐也许不合适。另一个弊端就是：由于不同风格和价值取向的作品在同一平台接受同一价值标准的评判，也使得交响音乐创作出现“同化”，不同风格和价值取向之间出现融合和兼顾。作曲家们常常抱着不同的文化身份和价值取向创作，一会儿写“主旋律”作品，一会儿写通俗性、商业性音乐，一会儿又写学术性作品。于是，一些音乐作品不伦不类，未能体现出鲜明的风格和价值取向。这样一来，究竟什么样的交响音乐是好的或者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交响音乐，大家谁也说不清，谁也把握不了。笔者认为，既然交响音乐创作已展现出多元格局，就完全有必要建立一个多层次、多指向且相对独立的价值体系。本来就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东西，就没有必要在同一个层面上去接受评价。我们可试图建立不同的评价体系，使主旋律的、学术性的、商业的、通俗的，等等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在不同的平台上展现，进入不同的流通渠道，并接受不同标准的评判。只有这样，中国交响音乐创作才能保持和发展这种风格和价值上的多元趋向。否则，中国交响音乐创作就会成为“同一首歌”。第二，交响音乐创作展现出了过于通俗化取向，甚至表现出过于迁就一般听众的“媚俗”。充分考虑交响音乐的可听性，追求其通俗性、趣味性，这无疑是可取的。历史上曾有过许多优秀的通俗管弦乐小品，也有过约翰·施特劳斯这样主要创作通俗小品的音乐大师。但如果所有的作曲家都去追求可听性、通俗性、趣味性，那就成了问题，真正的交响音乐也不复存在。近些年来，文艺界的确存在“媚俗”倾向：说到电影、电视等影像艺术或视觉艺术，最大、最高的标准就是“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