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后与发小的隔空喊话文章原名：仇恨入心要发芽毕汝谐(纽约作家)去年岁尾，友人电告：“看看吧，有人在网上恶搞你呢，”我不禁哑然失笑：“鄙人离群索居，与世无争，谁会恶搞我呢。”一查，果然有所谓“纽约作家毕汝谐的真实面目”,劈头就是——“这几年媒体上频繁出现的纽约作家毕汝谐，很多人不了解。他其实就是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我忍俊不禁：咦，难道有谁以为我是洋生洋长的西洋人吗？署名是”小刀飞刀飞飞飞”，我很有几分好奇：这是谁呀？该人又曰：“1985年毕汝谐以访问学者身份公派赴美，逾期不归，叛逃成为美国公民，至今以纽约作家身份招摇撞骗。”这种口吻俨如极左遗老，脑筋锈化，完全跟不上时代步伐——爱国不分先后，连傅聪、胡娜都重归祖国怀抱，谁还在意区区逾期不归？这厮明明是单枪匹马，却仿照燕人张翼德，故布疑阵，用不同网名四处撒欢，还自我加冕为“教授”、“退休老干部”等等，奈何文中错别字刺人眼目，掩不住狐狸尾巴。再曰：“曾经在电视剧电影中看过无数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虚有其表本性邪恶的小白脸，这类人物每每出现，必引来荧屏内外一致讨伐，恨不能将其塞进娘胎回炉一回。俗话说，电视来源于生活，纽约作家毕汝谐就是这类小人的真实写照，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切齿之声，隐约可闻！还有就是骂大街了：“流氓为神无耻为骨的，如此邪气四溢、恬不知耻、卖国求荣的毕汝谐，其实应该叫做比如邪！”这是谁呀？跟我有这麽大的仇恨！上世纪五十年代，数学家华罗庚教导青年学子培养独立思考能力，要肯于动脑筋，“比如报上刊载了苏联要向太平洋发射火箭的消息，我们学数学的人，就不妨根据苏联所公布的发射区域的四个点，计算一下火箭发射处在什么地方，射程多少，精确程度如何等等。”我循华罗庚之法进行计算，依照遣词造句、叙事语气、行文风格、信息含量这四个点，搜找匿名网虫；经分析、对比、推测、查证，我的眼前出现一个矮小、勇悍、眼中喷射仇恨怒火的男孩子，没错，就是久违了的某小！1969年，我和他打过架！没有料到，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仍然耿耿于怀，仍然偏激、冲动、不成熟……我的青春萌动期适逢文革；国事蜩螗，自身漂浮；我忧国忧民忧自身，深深感到痛苦，这是一种与身处时代格格不入的、众醉我醒的痛苦。“我（毕汝谐)”和“我们（革命群众）”不一样，“我们（革命群众）”革命，而“我(毕汝谐)”不革命；由于本人生性敏感，这种痛苦更难忍受。我不定期地产生自杀的念头，寝食难安。那时节，正值青年反叛期的男孩子都喜欢干一些坏事，蔚为一时风尚；其时，我白天刻苦功读马列（《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笔记》……甚至还有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著《论马克思主义》），而入夜后则伙同狐朋狗友大干非非之道;荒诞年代荒诞事，只怕说出来人们都不肯相信了，不是与男孩子打架（走在街上，一个对眼就可能与陌生男孩打起来，用黑话说是“犯照”），就是与女孩子勾搭（走在街上，一个对眼就可能与陌生女孩变成情侣，用黑话说是“拍婆子”）这是一种类似打嗎啡止痛的生活方式——美食落肚，情人入怀，暂时缓解了满腹忧思，无边愁绪。我曾经长期在社会上“刷夜（借宿）”，最高级的人家是吴玉章家，最低级的人家是三轮车工人家;我借以认识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真相，亲身体验了社会的黑暗、冷酷。不平则鸣，我写了一部小说《九级浪》，以第一人称描写原本纯洁的少男少女蹈入罪恶深渊；我采用熟悉而亲切的批判现实主义写法，弃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及样戏创作原则若敝履；我紧紧握笔，握住这烫手的武器（田汉话剧《关汉卿》里有句著名台词“笔不就是你的刀吗”），落笔如行云流水，一发而不可收。我闯下的祸事共计九千九百九十九件。那次打架的起因，是我的傻哥们史某与邻居有些纠纷；我的一个朋友杨树凯是好事之徒，提议：“咱们去震他们一下！”我大表赞成，顺手抄了把一尺长的大剪刀，两人径直闯进某家；一进门，杨树凯马上与某小扭成一团，两人脸红脖子粗，骂骂咧咧；我攥着剪刀，想在某小屁股上捅一下，却因他俩不停扭转移位，始终不得下手（那年头的打架规矩，无论使用刮刀、匕首、改锥等等，都是捅屁股，不作兴捅要害；事后，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