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金陵十三钗》妓女形象塑造的意识形态分析张艺谋的电影《金陵十三钗》，让妓女由肮脏卑贱、没有价值、不知亡国恨的风尘女蜕变成为国为民、英勇献身、自我救赎、自我确证的民族主义烈女。这种妓女形象虚假做作，是一些民族主义者所欣赏、所需要的妓女形象，是男权意识、民族主义、精英主义的妓女观的折射，体现出主流意识形态、民族集体无意识对妓女的歧视、规训、控制，它离自由思考、自我表达、自由选择的真实妓女形象相去甚远。与世界名作相比，《金陵十三钗》还停留在一种前现代的价值观上。对张艺谋的电影新作《金陵十三钗》，我们也可按上述思路，来作一番仔细的解剖，看看影片的叙事中隐含着怎样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一《金陵十三钗》与传统的主流抗战电影在战争观、价值观上有着一致性:都是弘扬抗战反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英雄主义。但在叙事上，《金陵十三钗》作了双重置换:以妓女取代浴血男儿成为抗战英雄;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妓女置换了“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妓女。这种置换建立在妓女们的华丽转身之上，即代教会女学生赴难，“由妓女向刺客转换，完成肮脏向圣洁、下贱向高贵、肉体向伦理的献祭。”让“不知亡国恨”的妓女，升华为为国为民、英勇献身的民族主义烈女。正是借由妓女的转身、升华，《金陵十三钗》赢得了民族主义者的掌声，达到了煽情的效果。然而，去参加日本人的聚会，不管是女学生还是妓女，都将面临身体的屈辱、生命的危险，导演最终安排妓女代替女学生赴难，这种安排的逻辑何在?有何种观念在支撑?且看电影里，导演借妓女玉墨等人之口给出的理由:“小日本……不就是图个快活吗，姐妹们都是干这一行的，什么样的男人没见过?只要我们能活着回来，就能凑合着活下去。这种事你怎么让那些小女生对付啊，就算她们能活着回来，还活得成吗?”“自古以来，说我们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我们干脆就去做一件顶天立地的事，改一改自古以来的骂名。都说婊子无情无义，明天我们姐妹也去做一件有情有义的事。”这些话语都对应着一种观念:妓女不干净、肮脏、卑贱，而教会女学生年轻、纯洁、有知识、高贵，是国家民族的未来，由妓女顶替教会女学生赴难，国家民族的损失也要小一些、划算一些。而且，妓女因职业所累，一向是大众轻视嘲笑的对象，在道德上有原罪、有负疚，此时作出牺牲正是自我救赎、自我确证的好时机。可见，在编导眼里，妓女肮脏卑贱、没有价值、需要自我救赎，因此，由她们顶替女学生是卑贱者、无价值者顶替高贵者、精英分子。在这一逻辑下，妓女被赋予不同的价值归属:转变前的妓女既是肉欲的符号，同时又是没有价值、受到否定的;而转变后的妓女才是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的大家需要的妓女。可见，妓女们代人赴难，不是危机时一刹那的本能反应，人之为人的光辉体现，而是导演、编剧把人当做物一样来度量其价值，并反复权衡之后的人为取舍，它表面看来富于英雄主义的道德感召力，实则残酷而又有违人道。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张华为救掉进粪坑的淘粪工而失去生命，有种舆论说，大学生用正值青春的生命来换取淘粪工卑贱之躯，这种死不值得，不划算，这种英雄主义不宜提倡。30年后，张艺谋们又重弹了这个老调，不同的是，张艺谋们认为，教会女学生值得救，而且让妓女们救也很划算。这种权衡取舍，折射出一种以男权为中心的民族主义、精英主义的女性观。在淫威、暴力、强权之下，妓女和女学生一样，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有尊严、有情感的人，都是女性、弱者、待宰的羔羊，并不因为她是妓女还是处女，有没有知识，贵贱与否，而她们所受的迫害就有了等级之分、值得与否的区别。作为人，在生命的天平上都是平等的，都是不可度量，也不宜度量的。不能以国家民族的名义公开号召、要求一些弱势群体为一些精英分子、高贵者做出牺牲，并美化这种牺牲。无奈为妓女，已经很不幸，靠自己身体吃饭，不亏谁，不欠谁，更不亏欠国家民族。因此，人们不能因为她们不体面的职业而歧视她们，也不能在危机时，要激发她们的献身热情，赋予她们代人受难的义务，更不能以为国为民、自我救赎的名义，要求她们率先成为国家民族危难时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