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的和谐观在中国“和谐思想”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王宏涛.（西北大学南亚中东所，陕西西安710069）摘要：“和谐”思想在中国曾经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史伯到孔子再到子思的先秦时期；第二个阶段是从周敦颐到二程再到朱熹的两宋时期。第一阶段为伦理化阶段，哲学思辨不多，也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第二阶段则为系统化、理论化、哲学化的阶段。周敦颐是“和谐”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的开创者，他不仅对这一范畴论述最多，而且将之系统化，理论化，哲学化，从而为该思想的普及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关键词：和；和谐社会；中和；中庸；礼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一执政理念一经提出，立刻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有香港媒体评论认为，“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在经历了毛泽东“斗争哲学”、邓小平、江泽民“发展哲学”的执政理念后，正式进入了胡锦涛“和谐哲学”的执政新理念的新时期。现有的政治教科书中，将“和谐”这个思想，归于欧洲社会主义思想家，如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曾发表《全社会和谐》一文，指出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合理的，必将为“和谐制度”所代替；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在美国印地安纳州进行共产主义试验，也以“新和谐”命名；德国空想社会主义者魏特林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中把社会主义社会称为“和谐与自由”的社会，并指出新社会的“和谐”是“全体和谐”[1]。但是，在他们那里，如果有“和谐社会”的描述的话，他们都仅仅是在理想和操作层面上去阐述它，也就是说，，它也缺少一个哲学基础，理论深度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认为，胡总书记提出的“和谐社会”理念，更多的是一个中国化的概念。因为关于“和谐”的思想，在我们国家可谓源远流长：从史伯到孔子到子思算是“和谐”思想的第一个发展阶段，它的特点是：总体上是在伦理学层面上去阐述这个范畴的。虽然也有些哲学上的引申，为哲学化提供了方向，但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远没有挖掘到位，加之当时的写作特点是言简意赅，致使后人竟无法领略到其微言大义。从周敦颐到二程到朱熹是“和谐”思想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和谐”思想开始系统化，理论化，哲学化。正是因为宋儒的这些筚路蓝缕的艰苦工作，才使得儒家的和谐思想广泛的普及，最后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的核心伦理思想之一。在这两个阶段之间，儒家曾经衰落长达700年之久。和谐思想发展的第一阶段：伦理和初步哲学化的阶段早在西周末年，周幽王的太史伯阳父（即史伯）在议论周朝的重大政治问题时，提出了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和实生物”的理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万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2]根据韦昭《国语注》的解释，这里的“以他平他”是“谓阴阳相生，异味相和”。而.王宏涛：（1976—）男，汉族，河南洛阳人，西北大学中东所08级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世界宗教与文化---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以同裨同”为“裨，益也。同者，谓若以水益水”。所以史伯这句话可以简单的翻译为只有性质、形状不同的事物相和在一起，才能相互配合、交流、补充、竞争甚至斗争，并在其中相互学到对方的长处而使自己得到发展（即“和实生物”），最后达到“能丰长而万物归之”，即取得众多的优点而使万物倾服；如果是性质形状完全一样的事物在一起，大家的长处短处都相同，就没有办法相互学习（即对自己有所“裨”益），那么结果就只能是“尽乃弃矣”，即只能在自己那个小圈子里狂妄自大，失去学习他人的机会而众叛亲离。汉唐帝国正是以“兼收并蓄”（即“和”）的姿态来面对国外的文化（如佛教等）时，在与其他文明的竞争中发展成了领先世界的灿烂的文明；而明清帝国以天朝大国自居，蔑视一切外来文化（即“同”），最终错失了一次又一次锲入近代文明的时机，最终导致了“尽乃弃矣”的悲惨结局，即长达一个半世纪、备受欺凌的近代史。想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