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思想者舒芜并非怀有不可告人的卑劣动机--------------------------------------------------------------------------------舒芜：不幸的思想者本版于2009年12月16日发表了李洁非先生的《反复：舒芜的路》一文，引起了一定的反响。舒芜先生的亲属对此表示有不同意见和看法，为本报专门撰写了本文。特此发表，以飨读者。回顾当年，所有检讨的人，和舒芜比，年龄有大有小；思想有深有浅；学问有高有低，他们的检讨都被视为真诚、天经地义；没有人指责他们功利、趋炎附势。处于同样的时代大潮中，舒芜的检讨不过是全体检讨中的一份，唯独给他加上许多卑鄙的动机，于理不通。经过两年多的现实工作，舒芜为党所信任，自己也珍视这种信任。老干部天下为公的一言一行影响着他，使他不断抛弃旧我。舒芜从信仰个人主义转变到信仰集体主义，有清晰的、出以公心的思想轨迹可查，而非怀有不可告人的卑劣动机。1舒芜先生被历史牢记，若在三十年前，可能仅因为胡风一案。三十年后，则不同了，他的著作一部一部地出，其思想的深度、广度、高度，堪称高峰。例如，他的几十万字的《周作人的是非功过》，至今为学术界称颂；他的红楼《说梦录》，为无数普通读者喜爱；还有他的《舒芜文学评论选》、《为免有情》、《从秋水蒹葭到春蚕腊炬》、《我思谁在》；总之，他的八卷文集《舒芜集》留存世间，思想家，学者，应是舒芜在中国无论思想史还是文学史上当之无愧的定位。对于这样一位几十年都在思索、探求，一生都在严肃认真生活的人，评判他的行为，理应先从思想入手，这才是科学的态度。2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错综复杂，古今中外、历朝历代很少可比性的年代。它既单一，又有很强的隐蔽性，要讲清共和国历史上第一大冤案，非得先正视那个年代不可。它是什么性质？可否如李洁非在《反复：舒芜的路》(见2009年12月16日《中华读书报》)中说所说，将当时定为“社会之恶”？就翻开最早讨伐舒芜的书，李辉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看他如何描绘当年，长文短引，择其要点：p6“1949年7月2日，全国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幕，与会的每一个人引吭高歌，他们唱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嗬儿嗨呦，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他们无限敬佩，无限崇拜伟大的救星，——毛泽东。《东方红》的旋律，早已替代《国际歌》的旋律，在他们的心中久久萦绕。主席台上，并列挂着毛泽东、朱德的画像，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在当时的报纸上，毛泽东的威信达到了历史的高峰。他的智慧、他的才华、他的伟大，足以使任何人钦佩、崇拜。他们深深知道，没有他，就没有历史今天的转折，更不会有这次空前的文艺界盛会无可指摘的崇拜，理所当然的崇拜。”在徐庆全的《壮丽的颂歌创作的嬗变》一文中，(见2009.9.23.《中华读书报》)也叙述了当年的情景，可证明李辉所言不虚：“第一次文代会开得热烈、隆重，曾经长期被阻隔的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文学工作者‘会师’，统一到了一个旗帜之下，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规定的中国文艺新方向，成为全国文艺工作的方向。这次被誉为‘当代文学的伟大开端’的大会后，从1949年至1959年十年间，文学创作延续了此前与政权紧密结合的范式，继续成为政权话语体系的文学版；…………‘文艺从属于政治’这个口号，在抵制资产阶级文艺思潮、唤起民众投身民族解放洪流中，发挥了积极的影响。但在和平时期，这种提法常被狭隘的理解为文艺必须配合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运动，过分强调文艺的政治功利性质。当时绝大多数作家对于继续强调文艺的政治功利发自内心地拥护。那时，建立政权初期的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所具有的向心力是空前的。土地改革和农村合作社唤起了亿万农民的热情，跟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十六国军队在朝鲜打得难解难分恢复了民族的自尊心……这一切，使得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政权，成为民族全体仰视的灯塔。在这种时代情绪影响下，作家这一独特群体被深深感染。”这两篇文章互为印证，将当年上下一致，共同建设新中国的社会火热景象充分展现。特别提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文艺界的深远影响。再看李辉在《胡风集团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