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变迁的轨迹及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摘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回顾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的百余年历程，并分析该制度变迁的制度逻辑。研究发现，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变迁为宏观制度环境所主导，并受到经济发展、利益因素、观念等相关政治变量序列以及行为与制度互动的制约、影响；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变迁存在路径依赖特性，也存在“历史否决点”。为此，推动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的进一步变迁，需进一步优化高校依法自主办学制度，充分把握制度变迁的关键节点和路径依赖规律，平衡行为主体利益诉求。关键词：职称晋升制度，历史制度主义，制度逻辑一、历史制度主义及其分析框架（一）历史制度主义的核心论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制度主义政治学（NewInstitutionalism）的兴起成为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研究中最为突出的领域。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各大流派中具有代表的主要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其中，真正生发于政治科学的传统，最早具有方法论意义并产生重大影响的则是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Institutionalism）[1]。历史制度主义将制度视为嵌入政体或政治经济组织结构中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程序、规则和惯例。其重要代表人物彼得·豪尔（PeterA.Hall））与罗斯玛丽·泰勒（RosemaryC.R.Taylor）教授合著的《政治科学与三个新制度主义》中，总结出历史制度主义具有四个显著特征[2]：倾向于广义上“界定制度与个人行为的相互关系”；“强调制度运作和产生过程中权力的非对称性”；在制度分析中---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强调路径依赖和意外后果”；注重“将制度分析和能够产生某种政治后果的其他因素整合起来进行研究”。作为一种理论分析范式，历史制度主义视域下的“制度的生成与变迁有着制度自身的独特规律”，而并非是“环境变迁的单纯反映物”[3]。（二）分析框架历史制度主义将理性主义中的“行动者”与结构主义中的“深层结构”相联结，发展出一种宏观结构—中层制度—微观行动者的解释框架[4]，具有鲜明的中观方法论属性。就分析框架而言，历史制度主义分析范式主要包括结构分析范式和历史分析范式。其中，结构分析范式强调国家宏观制度环境对具体制度安排的决定作用；同时亦十分关注经济、利益与观念之间的结构关系对具体制度安排的制约。此外，由于制度变迁的实现最终要依赖于制度与行为的互动，因而制度与行为的互动也可作为一种独特的结构纳入历史制度主义的结构分析范式[5]。结构分析范式所关注的行为主要是指制度关涉对象（如制度的决策者、重要参与者和作用对象等）的行为[6]。历史制度主义的历史分析范式则着力于在一个宏大的历史视域中展现具体制度变迁的时间序列和轨迹，重点关涉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和“历史否决点”，以期从中把握制度变迁的历史规律。二、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变迁的百年历程（一）1895—1911年：学官制阶段晚清政府对高等学堂教师进行分等聘任，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得以初见端倪，逐渐形成总教习、分教习二级体系，并发展出学官制。1895年由盛宣怀奏办的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在其《头等学堂章程》明确规定选延教习，“以四年为一任。是以总、分教习，均订四年合同”[7]，已呈教师职称之别。1898年，《京师大学堂章程》第六章“设官例”中提及设总教习一人，此外还设分教习、总办等职。此处总教习、分教习亦为学官名[8]。同年，美国人传教士丁韪良任京师大学堂首任西学总教习，并被授予二品顶戴官衔。1902年，清廷颁令恢复京师大学堂，新任管学大臣——吏部尚书张百熙吸纳部分官员日本学制考察成果，拟定《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但未能真正付诸实施。1904年1月，由张之洞、张百熙、荣庆重新拟订的《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颁布，其重要文件《学务纲要》提出，京外各学堂教习称为教员，有别于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分教习”之职，且“学堂教员宜列作官职”[9]。至此，京师大学堂和京外学堂教员均被纳入学官制下。学官制下，高等学堂总---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